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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诺顿，《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典狱长。改编成电影版的诺顿，无疑可当选差不多第一位的反派人物，在主人公安迪.杜佛尼19年的“肖申克之旅”中，他是自始至终唯一的典狱长。而在小说原著里，安迪被“安排”了27年的牢狱之灾，经历的典狱长至少有四任，分别是乔治.邓纳海（1950年之前已在任，1953年因廉价修车服务引发的经济问题被革职）、格雷格.史特马（1954年上任，1959年因为害怕被追查经济问题，逃跑）、“新的典狱长”（没有提及具体名字，1959~1963期间在任），最后才是山姆.诺顿（1963年到任，1975年辞职），而他也没赢得斯蒂芬.金的过多笔墨，最多只能算是“惊鸿一瞥”。
安迪原来是一家大银行的年轻有为的副总裁，有一天发现妻子出轨，悲痛欲绝之余又得到消息——妻子和情人被枪杀，而他却成为最大的嫌疑人。接下来，连续上报纸头条、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剥夺保释资格......终于成为肖申克监狱里的正式一员。从入狱后开始不断受到狱友们的折磨，到一次外派任务中，安迪勇敢的向狱警们表明自己的价值，开始替狱警报税，并进一步发挥银行家优势，一直到后来替各任典狱长洗黑钱——获得一份图书馆的工作并“赢得所有人的善意对待”。
1963年山姆·诺顿上任典狱长。他是浸信会基督复临教会三十年的老教徒，到任后最大的创新措施就是让每个新进犯人都拿到一本《圣经·新约》。在他桌上有个小纪念盘，柚木上嵌的金字写着：“基督是我的救主”。墙上还挂了一幅他太太的刺绣作品，上面绣着：“主的审判就要来临。”据说医务室的伤患比上一任典狱长在位时少多了，但禁闭室却总是生意兴隆，“不少人掉了牙，不是因为挨打，而是因为狱方只准他们吃面包和喝水，导致营养不良”。
“在我所见过的高层人士中，诺顿是最下流的伪君子。”安迪应该同意狱友雷德对诺顿的这个评价。说起诺顿为狱中一直生意兴隆的非法勾而花招百出，安迪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半好玩、半厌恶的表情，“好像他谈的是一些掠夺成性的丑陋虫子，它们的丑陋和贪婪，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可笑”。
诺顿建立了一种“外役监”制度，并被《新闻周刊》宣扬为狱政感化的一大革新。让囚犯到监狱外面伐木、修桥筑堤、建造贮藏马铃薯的地窖，而诺顿却在里面不停捞油水，中饱私囊。他还另辟蹊径，通过投标工程中作弊，而让“钱就这么滚滚而来”。而此时的安迪，俨然安心做了诺顿的左右手和沉默的合伙人，不仅亲手打造了诺顿的“外役监”计划，还为他处理各种钱财，提供有用的建议。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直到有一天汤米的出现而被打破。
汤米是安迪在图书馆帮助读书和重修学业的“学生”，对安迪深加好感的他在了解安迪的案情后，向他揭开了隐藏在背后的冤情内幕：杀死安迪妻子和情人的是汤米在另一间监狱的同室狱友布拉契。汤米的叙述让安迪确信无疑，除了布拉契亲口承认的做案细节，安迪还记起当时乡村俱乐部码头的那个兼差的员工差不多完全符合汤米对布拉契的描述。
“选择性认知！”当安迪告诉典狱长诺顿而要求重新开庭时，诺顿以专搞狱政感化的人最爱用的这个名词回复了他，安迪的继续抗争还换来一次二十天“只给水和面包”的“单独禁闭”——“在那里度过二十天，就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出来后他再度求见典狱长，被典狱长以“反效果”这一狱政或惩治工作的术语来断定类似的会晤，而断然拒绝。他很有耐性，不断提出请求，终于换来又一次接见。
这次安迪为了让诺顿安心，开门见山指出不会将“洗黑钱”之类说出去，但丝毫没有打动他的冷漠与强硬。安迪告诉诺顿想请个律师时，却被告知汤米已不在肖申克服刑了。诺顿以“不许再提布拉契三个字”作为交换，将汤米转到了条件非常优越——周末可以和太太亲热，和小孩一起建造模型飞机，或者全家出外野餐——的凯西门监狱。安迪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诺顿不慌不忙地表示““因为像你这种人让我觉得很恶心”：
老是以为比别人优秀，脸上带着优越感；
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
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眼光从来不显呆滞；
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
安迪的这些内心强大、达观知命的气质外现，就是被诺顿仇视的理由！安迪曾说，就好像汤米手上有把钥匙，正好开启了他内心深处的牢笼，他自我禁锢的牢笼。那个牢笼里关的不是人，而是一只老虎，那只老虎的名字叫“希望”。汤米给的这把钥匙正好可以打开牢笼，放出希望的老虎。而面对作为典狱长的诺顿的权力，“老虎”刹那间连影子也化为乌有！
山姆.诺顿的短暂登场“亮相”，却不可思议地展现了几乎所有小人的卑鄙属性，而权力毋庸置疑就是他“作恶”的工具。公共权力本身是为全体民众服务的，而一旦“异化”，反而成为奴役民众的工具。在肖申克监狱，诺顿们手中的管理、改造服刑人员的权力，早已异化为少数人为所欲为与谋求特殊利益的武器。那些花样频翻的“兴隆”生意、见不得光的权钱交易、令人发指的恶意伤害，在异化的权力温床上与私俗一同成就和泛滥，让监狱变成一个泯灭人性的场所，安迪的关乎“我的人生”的呼吁和抗争被漠视与蓄意阻挠便早已不可避免。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而安迪便是在这温水煮青蛙的监狱体制化生活中，那唯一鸣出希望乐符的鸟儿，是这黑色泥潭中略有些微光的存在。安迪终得自我救赎，以他的强大的自制力和能力成功越狱，在墨西哥海边过上了期盼已久的自由人的生活。而深陷在体制化与权力异化的泥潭的诺顿，恰恰如雷德所说“刚开始你很讨厌它，但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它，甚至离不开它”，不想自拔也不可自拔，但随着安迪的越狱，却不得已而被动“自拔”了。
小说对诺顿的结局没有像后来改编的电影那样将他“写死”，而是“宽容”地让他辞去典狱长的工作回了老家。只是不知是否当时的斯蒂芬.金对小说家权力的异化，亦早存了自觉的警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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