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晏子》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即齐宣王爱玩，一打猎去了十几天，晏子就去找他。齐宣王就说啊，“朝廷里那些事不都有人做吗？外交有外交大臣、政务有政务大臣……他们就是我的四肢，做事的都是四肢，哪有心去操劳的呢？”晏子就说：“做事的是四肢没错，但是如果四肢离开心十几天，心还活着吗？四肢还能动吗？”
很多人都说中国是“心”的哲学，而西方是“脑”的哲学。
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清，到底主宰人的是脑还是心？
情感上似乎是心，所以中国哲学中的儒家一派，以伦理学为基本，主要在于情绪控制，认为重点在于情绪情绪，把握做事情的度。道家关注的范围更广，但重点亦在于解决心灵问题，有的时候儒、道都将外部世界的物质问题转化为心灵问题。如儒家推崇的“孔颜乐处”，以及道家的“鼓盆而歌”等，都有种倾向。
西方则重在脑。所以重分析、重逻辑，做事不讲究度，而是走极端。是这重物质的通病，也是科学主义在现代席卷下来的后遗症——即人人都被卷入“适者生存”的生存困境之中：国家卷入科技之后，只能一直往前；人过入社会后，也只能一直往前……所有人、整个社会都停不下来。
我们能用中国哲学，即“心”来解决“脑”的问题吗？
我觉得挺难。
心灵的问题，解决需要静、需要定、需要慧。
而这个社会恰恰没有静、定、慧。
清初民初的时期的知识人也有这个问题，如推崇“静坐”的陈撄宁、蒋维乔等都是因为神经性疾病而推崇道、佛的静坐法，解决心灵的问题。假如根据陈撄宁出具的静坐法，即一天静坐8个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调节），对于现代人来说，真的挺难的。
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到底主宰人物的，是心还是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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