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042：庄公十三年·齐一边，至于鲁
《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评价齐、鲁之政——“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则强调齐、鲁之政皆渊源于文武周道，二则强调齐、鲁之政皆有向上生长的空间，齐之政稍加优化、改变，便得鲁政之要妙。鲁之政稍加优化、改变，便得文武周道之要妙。
今人求学，总想着求一个外在的、固定的标准，然后以一己之身心去贴近和达成那个外在的、固定的标准。以齐鲁之政为例，文武周道似乎就是那个外在的、固定的标准。问题是“鲁一变”，可以接近或达到那个标准。“齐一变”是无法达到那个外在的、固定的标准的。
如此一来，于鲁国那样的邦国而言，自然有向善、向好的冲动。至于齐国以及不如齐国的邦国，既然“一变”而难成，干脆就别寻出路去了。圣人立教，不是教人削足适履去适应一个固定的、外在的标准，而是教人自至其中、自易其恶。“齐一变，至于鲁”——关键在齐之求变——乐得其道。“鲁一变，志于道”——没什么好骄傲的，倘不求变，或沦于齐类，或更加等而下之——纯纯地背道而驰。乐得其道或是背道而驰，全在一己人心，全在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哪里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不过是内在仁心的向背而已。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者，皆是对内在仁心的发明与实践。知道发明与实践内在仁心的，不如向往与实践于内在人心的，后者又不如那些真正能够以发明与实践内在仁心为乐的“乐在其中”者。
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开始展现出其“心怀国之大者”的一面，带动齐国上下，推动齐国国政，向“齐一变，至于鲁”的方向迈进。此时的鲁国国政，又讲何去何从呢？
（一）原文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秋七月。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二）白话试译
庄公十三年春，齐桓公组织宋、陈、蔡、邾等邦国首脑在北杏进行会盟，商讨宋国内乱的善后工作。夏六月，齐国出兵征伐并灭掉了未参加北杏会盟的遂国。当年秋七月，没有大事发生（无事可记）。冬，鲁庄公应邀同齐桓公在柯地缔结了盟约。
（三）观义
庄公十三年春，齐桓公开始在“春秋时代”的大舞台上“小试锋芒”。彼时的宋国，正因为南宫万弑杀其国君宋闵公一事闹得不可开交，非但国内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杀红了眼，连周边的国家也不得已卷入其中。宋五公的子孙们，动员起曹国军队扑向南宫万，南宫万在心腹大将猛获逃亡卫国后，不得已也带上老娘一日奔波两百多里逃奔陈国。
弑君之贼，必杀之而后快。五公的子孙们，在处死南宫万的帮凶南宫牛，处死南宫万拥立的子游后，开始腾出手来对付逃亡在卫、陈的猛获和南宫万。至少宋、卫、陈三个邦国深陷其中，受到宋南宫万之乱的波及和影响。
眼见宋人动用各种手段，已处死弑君贼子南宫万和猛获。齐桓公作为周边“老大”，开始站出来主动“平事儿”、清场。召集周边邦国国君，就宋国内乱之事，达成一个历史上的“盖棺定论”，同时也就宋国国君的人选问题，来个“一锤定音”。
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庄公十三年，短短四十二年的时间，诸侯邦国已经习惯了无视周天子的存在，放弃了“天子任命”这一通道。诸侯国更换国君，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得到周边诸侯大国的首肯。齐桓公组织宋、陈、蔡、邾等国会盟，正是在适应这一趋势，主动站出来担负起“带头大哥”的使命。
这一次会盟，有两个邦国没有参加。一个是撮尔小国遂，另一个多少有点实力，又同齐桓公多少有些不对付的鲁。会盟之后，齐桓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遂和鲁上。
当年夏六月，齐桓公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灭了遂国。
这一招“杀鸡儆猴”，让鲁国战战兢兢熬过了秋天，《春秋》记“秋七月”——意味着秋季三个月里，没有大事发生。
当年冬，齐桓公调整策略，开始动用外交手段主动同鲁国接触。两国元首在柯地订立了盟约。
《公羊传》记载，柯地之盟，鲁庄公明知是个“鸿门宴”。曹刿帮助鲁庄公制定并实施了“要盟”之策，以曹刿一人之力，在齐桓公性命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答应归还鲁国汶阳之田，并公开订立了盟约。
这件事情，对于齐桓公而言，绝对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但当一个人心中有更宏大的目标时，一点小的利益和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取信天下诸侯，齐桓公非但没有报复鲁国，而且一点点兑现了当时的承诺。
此时的鲁庄公，满足于偏安一隅，满足于一时一事上的有得。
此时的齐桓公，求的是“齐一变，至于鲁”，求的是大道、人心。区区汶阳之田，区区要盟之辱，对他而言，不过是称霸天下之路的一小步而已。
《尚书》中描述天下人对于周文王治下的周邦的评价：“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以此对比齐桓公的所为，器量还是小了些。灭弱遂而隐忍强鲁，虽然都是为了做大做强，齐国始终没有文王、武王那样的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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