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贼

年少时，我是一个出色的“小贼”。

一个女孩之所以成为“小贼”，实在是因为那些酸酸甜甜、花花绿绿的糖果、糕点对于被寄养在乡下姥姥家的我来说，就是人间美味，无法抗拒。

姥姥家在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家里，除了姥姥和姥爷，还有三个未出嫁的姨姨。

五姨是姥姥家最小的孩子，一直呆在老00家务农，平时只挣工分，年终大队会根据工分兑些现金。她出嫁最晚，与我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最长，摩擦和冲突也最多。

那时，只要看到她换洗衣服，我的贼意便会悄悄涌动。趁着那些衣服还未下水，我会将所有衣服口袋都搜刮一遍，如果能摸出一毛半毛，内心顿觉钱欢喜。

在她这里“作案”并不十分顺利，被发现好多次。每次都少不了一顿责罚、谩骂。每每这时，我会假装低头认“罪”，表现得可怜兮兮，内心却临危不惧，如若挨骂能换来美味，我愿意天天挨骂，只要骂不死我。我一翻眼皮，该干嘛还干嘛。

有一次偷了她七分钱，一个五分的钢镚，一个二分的，出去买了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正吃着被她撞见了，我拨腿就跑，躲到邻居家避难，她一路猛追，追到邻居家照着我搧了一巴掌，正好搧在了鼻子上，，我还未反应过来，鲜血便滴答到了地上。正在邻居家炕沿上坐着聊天的姥姥见状，跳下地挥起巴掌朝着她的头上打了去。我一边捏着自己还在出血的鼻子，一边得意地瞪了她一眼，心里愤愤道：你也有今天。

我并未因五姨的责罚而“收手”。

上小学时，供销社为了创收，通过学校，号召学生将家里的鸡蛋带到学校，低价收，高价卖。我当时年龄小搞不清原由，只为响应老师的号召，每天像周扒皮一样踅摸在鸡窝周围，只要听到母鸡“嘎嘎”一叫，立即奔了去，好似猎人发现了猎物，直接将母鸡的心血掠了去，并在鸡蛋上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室讲桌上的粉笔盒里。那阵子我感觉鸡叫的声音都变得好听了。

老师进教室后看着粉笔盒里高高筑起的鸡蛋，有时会惊讶地说一句：今天这么多鸡蛋，有时会冲我笑笑。那个时候我感觉所有的辛苦和煎熬都值得。供销社的人每天会来学校将学业生们带的鸡蛋收了去，开据一张字条，用钢笔写着几斤鸡蛋等字样。

我当时傻得很纯情，全然不知那些字据可以换取其他物品或现金。一张张小字条经常被我随意扔在炕上或柜子上，未曾想到正是这些字据，我被家里人抓了现行。当然没少挨批。

但偷拿鸡蛋的行为也未终止。小时候我属于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处处逞强，只要老师没说不收，我便会继续坚持偷蛋。

三姨在县城一个工厂工作，每个月有几十块钱工资。她倒一次班回一次家。每次到家，她总喜欢将自行车停在院子里的家门口，还习惯将钱包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记得三姨的钱包是红色的，背面有一小块是透明的塑料，可以放一张照片，钱包上有一个扣子，钱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这个钱包是当年我最大的猎物。

大人们习惯午后眯觉，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下手”的最佳时机。下手前，我先蹑手蹑脚地瞅瞅屋里的人是否真睡着了，确认安全后，屏住呼吸，轻轻接近目标，用专业的速度迅速打开钱包，里面有十块的、两块的、还有一块的，也有一些零钱。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我只抽取一两毛钱，不拿大钱，而后迅速逃离现场。

拿着获取的猎物，我一路狂奔着去供销社买那些期待了已久的美味。遇有晚上放电影，买一杯瓜子，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是很惬意。当时卖瓜子不用称，用杯子量，一毛钱一杯。

这样的“小贼”我做了很多回。

有一次我终于失手了，因为那次钱包里都是整钱，没有零钱，我翻了又翻，正琢磨着拿还是不拿，三姨正好出来上厕所，我灵机一动，说，老师让交学费呢，两块钱。三姨没说话，给了我两块钱，但下午我从教室的窗户上发现她来学校了。我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心想这下完了，回去又得挨打，如果她告了我父亲，也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里，准备好挨批的架势，但想着只要姥姥在，应该惨不到哪里。姥姥是我的救世主，不是她想纵容我做“小贼”，而是她感觉自己是替父母照看我，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无法向我父母交待，更担心我被欺负后会去父亲那里告状，影响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低着头进到屋里，看见炕上放着些高梁饴，正诧异着，三姨从外面进来，她摸着我的头说：你的学费是两块五，说着又塞给我五毛。她指指那些糖：下午出去给你买了些糖，你不是最爱吃高梁饴了。我挑了一颗塞在嘴里，默默掏出书本认真地写起了作业。那天的高梁饴感觉格外甜。

做小贼的日子随着跟父母进城读书结束了。父亲是一名刑警，火眼金睛，我压根不敢拿他的钱。而且进城后，父母竭力改善我们的生活，糖果等美食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无需再做“小贼”。

慢慢，“做小贼”于我只是一段往事，但每每想起，总让我在苦涩中享受到一份真诚，一份来自姥姥和姨姨们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