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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長文，
獻給不屈不撓的先輩忠烈：
你們歷盡磨難，
我們享受幸福；
你們漸行漸遠，
我們永世感激。
初章
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不得不承认，在娱乐至上、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似乎丢失了某种东西。
这东西在鱼龙混杂的八卦网络上是找不到的，在富丽堂皇的KTV、酒吧或夜店也一定是看不见的，在从大房写到三房、从女神爱上鲜肉的文章中也断然是读不出的。
它被我们丢失在了黝黑的泥土中，被丢在了已繁衍生息五千年的大地里。
不，或许它本就属于这片土地，它只是抛弃了我们，回归了本源。
为什么抛弃？
因为这个民族变了，变得健忘，变得陌生而单调，变得不再那么富有热血和激情。
人人都抬头望着月亮，谁又会低头谛听脚下土地的呢喃？
网红成为楷模，坚守沦为愚蠢，哗众取宠击败了脚踏实地，投机取巧倒成了混世箴言。历史的激情与热血渐渐冰封，它们蜷缩在阴暗的角落独自啜泣，无人问津。即使有人问津，来访者也是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虽然不死，但早已渐渐凋零。
英勇的过去被所谓的理性质疑，无私的忠烈也被嘲讽的体无完肤。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如果成长在这片土地的所有少年，在面对教科书上那些创造这片土地的先辈们，不是抱以幸福和感激，而是抱以调侃和嗤之以鼻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未来？
事情本不该这样。
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老师就要教书育人，军人就要保家卫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人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为了国家和民族壮烈牺牲的英勇忠烈就应该立碑建堂，供后生敬仰。
不是吗？
我们可以不必了解那些数以千万计舍生忘死的先烈事迹，但我们至少应该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可以不必成为捐躯报国无私奉献的伟大忠烈，但我们至少应该拥有最起码的操守与良知。
没有绝对的腐朽与过时。
忘记即是背叛，铭记才拥有未来。
长江代代，黄河滔滔，你若继承，它便不死。
岁月静好的今天，我们应当幸福，并感激着。
玖鸣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 于西安
第一章 伟大的起点
我们要走的路太远，所以时常会忘记梦想出发的地方。
而这种忘记，是危险的。
（一）古往今来，任何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伟大事物无一不是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名垂千古的领袖如此，福泽万民的政党如此，永不褪色的军队亦如此。
自1927年建军以来，我们的人民军队已走过了整整九十载的风风雨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初热血澎湃的革命先辈，当初成千上万的革命将士，都被岁月永远的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他们曾为了革命，为了梦想，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
他们为了这个国家浴血奋战，如今他们却不断调零。
有一位抗战老兵曾说：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后人会忘记我们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什么是历史？也许对现在能享受岁月静好的我们来说，那些老兵的一生就是历史。
历史不应该是用来遗忘的，应该是用来缅怀的。
历史也不应该是用来缅怀的，应该是用来继承和开拓的。
（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1926年的黄埔军校歌声郎朗、群英荟萃。
两年来，在这个民族最为艰苦的时刻，有那么一批特殊的年轻人，他们是河南河北的小贩、是山东山西的工人、是湖南湖北的农民，是浙江江苏的商人、是北京上海的学生、是日本法国的华侨......他们放弃原来的一切，或富有或贫穷，千山万水，漂洋过海，立下不死不休的誓言，争先恐后的涌进一个并不华丽的大门。
大门的两旁却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革命者来
两年前，就在这座学校刚刚成立之时，孙文就对着操场上来自天南海北的新生宣布了慷慨激昂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已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解，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后来，这批人，至少从建校至今，确实都在践行着这六十字的铮铮誓言。
1926年的国民大革命如火如荼、热血澎湃。
这一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平乱，势如破竹。
7月，占领长沙。
8月，攻占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
9月，占领汉阳和汉口。
10月，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主力。
11月，占领九江，歼灭孙传芳主力。
12月，不战而下福州。
仅仅半年，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率领的北伐军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吴、孙的主力部队，占领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寒冰渐渐融化，连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似乎都嗅到了自由的芬芳。
那时所有人都认为：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
然而，一心一意为革命的共产党人没有想到，就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流血牺牲的高潮却如影随形。原本慈眉善目的蒋介石突然面目狰狞，竟操着还滴有军阀鲜血的匕首，凶狠的刺向自己的后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密电：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12日一大早，身穿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的特务在上海街头随处可见。他们组织严密、目的明确，先后袭击了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强行解除其武装，如遇抵抗，则就地消灭。而且就在前一天夜里，年仅27岁的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被清帮头子杜月笙骗至家中残忍杀害。
13日，为抵抗蒋的暴行，上海纱厂、丝厂、航海等其他行业将近20万的工人进行大罢工，并示威游行。然而当游行的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却遭到了埋伏在此的第2师的袭击，100多名工人死亡，伤者则不计其数。而后，蒋的部队更是变本加厉，对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组织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屠杀和扫荡。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名曰为“清党”，实则欲“独裁”。
清党清到了何种地步？
5月时的“中共五大”，共产党有五万七千多名党员，到了11月份，人数锐减至一万多名。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国民党残酷屠杀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近30万人。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汪寿华、夏明翰、郭亮、周文雍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悲壮牺牲。
牺牲，也没有牺牲。
夏明翰面对屠刀，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诗；郭亮就义前给妻子留下遗言：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周文雍身陷囹圄，写下：头可断，肢可拆，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毫无疑问，他们是一群铁骨铮铮的硬汉。国难当头，他们本可偏居一隅，苟且偷安；也可以临阵倒戈，坐享荣华，可最后他们选择了战斗。
我们应当铭记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更应当体会当时无力还击的悲哀。
于是，在一片腥风血雨中，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就此夭折，国共第一次合作也宣告失败。
最苦的，还是底层的群众。
当时，鲁迅曾以一段极为深刻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先生
既是不满，也是迷惘。
在那个人人高喊自由、高唱民主的年代，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又破坏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对许多人来说，一切都是混乱的。
其中就包括陈独秀。
（三）
“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使始料未及的陈独秀悲痛不已。作为中共的总书记，他在三大前后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分析，错误的分析使他错误的主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蒋介石妥协退让。
他一定还清楚的记得，一年前，写给蒋介石的那封感情真挚的赞扬信：
“从建立黄埔军校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的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的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陈还曾亲切的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当初提笔写信的陈独秀一定不曾想到，他口中民族革命的“柱石”确实丝毫没有客气，因为蒋介石早就想打倒这样一个“反革命”党，早就想枪毙拥有“反革命阴谋”的共产党人。
身为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陈独秀的错误也成为一个政党的错误。
当然，国民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因为一个陈独秀。
胡耀邦曾说：第一次大革命，在那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陈独秀之上，还压着一个斯大林。
斯大林
毫无疑问，关于投降主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确切的说，共产国际错并不在投降，而在“投资”。
中国革命一开始，斯大林看好的就是国民党。在他眼里，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像一个等待采摘的柠檬，而苏联的一切援助，也只是为了让这柠檬愈发饱满多汁，待时机成熟之后，再由中国的无产阶级一举榨干。所以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的撇开城市在农村建立苏维埃，也不能脱离国民党自己单干，而是应该“留在国民党内部，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待一切水到渠成之后，再自然而然的帮助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或是同化国民党，让资本主义平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中国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臣服于苏联的“附属国”。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的援助源源不断的输向国民党，他让陈独秀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他不许共产党发展自己的武装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武装；他为蒋介石制作雕像并寄去自己亲笔签名的相片。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一切都在向着他预先设计的方向发展。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利用蒋介石，而蒋介石浑然不知。
现实是他一直被蒋利用，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他把蒋介石想象成理想的雅各宾党人。可理想如果过于理想，那就变成了幻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幻想与现实存在的巨大差距，直接导致了斯大林的巨大愤怒：“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怎么惩治？斯大林想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武力解决。
“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我们应该仔细品读这句话，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斯大林荒谬到了什么程度。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四一二后的中共靠什么在短时间内组建自己的军队？靠舆论宣传？靠四处求援？靠博得他人同情？还是把所有工农组织起来每人左手扛着锄头，右手拿着扳手去和国民党军队拼杀？
显然都不可能。
斯大林错了，但他并没有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鲍罗廷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解除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后来又空降了一个凌驾于五人领导小组的瞿秋白。
一手策划的当然又是共产国际。
陈独秀，这个于清光绪五年出生，自幼丧父，斗争过清王朝，反对过袁世凯，创办了《新青年》，发起过五四运动，领导过新文化，创建了共产党，一生致力于剪掉“国人心中辫子”的晚清秀才，自此才渐渐淡出了政治的舞台。
在诸多人心中，陈独秀的形象依然是他那篇慷慨激昂的《偶像破坏论》中的革命斗士：“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但在那个年代，这位革命斗士因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蒙上无法拂去的尘埃，功过是非的评说，终要等到未来。
十五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些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这应是对陈一生最为中肯的评价了。
陈独秀先生
1942年5月，陈病逝于江津。
他生前曾说自己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据说他小时候非常奇怪，无论挨了多重的打都一声不哭。
中国有句古话叫：从小看老。看来此言非虚。
只可惜，这个热血斗士在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是个只拿“笔杆子”而不要“枪杆子”的“书生斗士”。
一个只会笔杆子的陈又如何能斗过善用枪杆子的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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