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51天《告子下 凡十六章》12.15

《孟子》学习第151天《告子下  凡十六章》12.15

原文阅读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字词注释

[1] 傅说（yuè）：商王武丁的国相。相传曾为刑徒，在傅岩做版筑工匠，后被武丁举为国相。版筑：古人筑墙时，用两版相夹，实土其中，以杵筑之。

[2] 胶鬲：殷纣时的贤人。曾因遭乱而以贩卖鱼盐为生，被周文王举荐于纣。

[3] 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国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管仲拥戴公子纠，公子纠失败后，管仲被齐桓公囚禁。后由于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举用为相，辅助齐桓公称霸。士：狱官。管仲曾被囚禁，受狱官管制，所以称其“举于士”。

[4] 孙叔敖：楚国人，曾隐居在海边，后被楚庄王举为令尹。

[5] 百里奚：虞国人，后从虞国逃至楚国，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自卖为奴。后被秦穆公举为国相。

[6] 拂：拂戾，违背。

[7] 曾：同“增”。

[8] 衡：通“横”，不顺。

[9] 征：征验，表现。

[10] 拂（bì）士：同“弼士”，辅弼的贤士。

译文参考

      孟子说：“舜从田野中兴盛发迹，傅说从筑墙的苦役中被提拔重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职业中被发现提拔，管夷吾从牢狱里被释放出来并委以重任，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提拔，百里奚从奴隶市场上被提拔出来。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任务降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思想，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身体，穷困他的生活，扰乱他的行为，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思想，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一个人常常犯错误，才能改正；思想困苦，思路阻塞，才能奋发创造。这一切都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在言语中，然后才明白事理。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没有守法度的贤士和忠心辅弼的大臣，国外没有力量可以抗衡的邻国和外来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常常是会灭亡的。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可以使人死亡。”

核心内容解读

      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内容。在战国诸侯争霸、生灵涂炭的乱世中，孟子以深沉而充满力量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历史图景：舜从田亩中崛起，傅说自筑墙工中显达，胶鬲在鱼盐贩子间被发现，管仲从囚徒中获释，孙叔敖自海边被举荐，百里奚从市场中被赎回。这些原本可能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生命，却在命运的谷底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孟子透过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孟子笔下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绝非对苦难的浪漫歌颂，而是对人格锻造过程的精准描述。在孟子看来，苦难如同精神的炼金炉，通过“动心忍性”的内在转化，将生命中的杂质淬炼，使本性中的“善端”得以扩充与强化。这种苦难哲学与孟子性善论形成微妙呼应——人性本善，但善性的充分实现需要艰难环境的激发。正如玉石需要雕琢才能显其纹理，人的德性也需要磨砺才能臻于完善。这种“曾益其所不能”的过程，是个体潜能通过困境得以现实化的辩证运动。

      孟子的忧患意识不仅适用于个人成长，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哲学。他警示世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一洞见揭示了国家兴衰的内在逻辑。当统治阶层沉溺于安乐，缺乏内在的制度约束和外在的竞争压力，国家的生命力便会逐渐衰竭。对比古希腊历史，斯巴达的严酷军事训练使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了文化繁荣但日渐奢靡的雅典；罗马帝国在达到鼎盛后，因长期缺乏实质性威胁而逐渐腐化，最终在内忧外患中崩塌。这些历史轨迹与孟子的论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苦难价值的认识呈现出多元的视角。与孟子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是一种适中”，强调通过理性习惯培养德性，与孟子注重外在磨砺形成对比。斯多葛学派虽然也强调忍受苦难，但更倾向于内心的超脱而非通过苦难实现能力的扩充。尼采的“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与孟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尼采更强调权力意志的张扬，而孟子则注重道德人格的完善。在宗教层面，佛教视苦难为人生本质，追求涅槃以超越轮回；基督教则将苦难视为原罪的后果和救赎的途径，与孟子将苦难视为成就道德与事功的必要条件有着本质区别。

        孟子的忧患哲学在现代社会中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心理学研究中的“创伤后成长”概念证实，适度的逆境确实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韧性和人格成熟。然而，我们亦需警惕对孟子思想的简单化解读。苦难本身并不自动带来成长，关键在于个体与共同体如何应对苦难。孟子强调的是“动心忍性”的主体转化，而非苦难的崇拜。在当代社会，我们既需要避免过度保护导致的脆弱化，也要防止将苦难浪漫化而忽视社会不公的批判。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忧患与安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必要的安全保障中保持适度的挑战压力，使个体与社会都能在平衡中健康成长。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描述，更是对文明兴衰的深刻洞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一古老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并非来自对舒适区的固守，而是来自面对挑战时的韧性、智慧与勇气。唯有在忧患意识中保持清醒，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个体生命与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超越自我，在历史的激流中砥砺前行。

背景知识介绍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节选）

        所谓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否定意志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精神状态。但它决不是盲目的恐怖、绝望，也不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一种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群体意识是它的核心，理性自觉是它的主导，强烈的时代感是它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时期表现得尤其充分，所以应当把忧患意识称为“时代忧患意识”，它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要求。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表现了诗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直面现实、敢于批判的率直品行，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其执着的忧患意识，是《诗经》震撼人心、旷代不衰的奥秘所在。

      为什么在周代社会会产生这样的忧患意识呢？“忧患”作为一个概念，始见于《孟子·告子下》，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但忧患意识形成很早，在殷末那些富有远见的人如箕子、商容、比干的言谈中都有流露，而作为一种富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则正式勃兴于周初。如《尚书·周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描写了文王、武王、周公的忧患情思。殷灭周兴，正是忧患意识萌发形成的切入点和触发点。

        周初的统治者以殷亡为鉴，诚惶诚恐地担忧着那些隐潜的矛盾和危机，周公、召公等一大批有远见的大臣，反复告诫后继者要居安思危，要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要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防微杜渐，避免危难的到来。然而，殷商覆亡的前车之鉴，在厉王、幽王朝重演，于是在《诗经》中出现了“忧心孔疚”“忧心同悲”“忧心烈烈”“忧心惨惨”“忧心忡忡”“忧心悄悄”“忧心如醉”等忧患情怀。这些忧患有哲人“忧君”“忧民”之思，有诗人“忧心”之虑。哲人之思是对政权稳固与否、人民安宁与否的忧患；诗人之虑是忠君爱国之心和关注周室命运与人民苦难的体现。《小雅·正月》对周室的衰败深以为忧，诗中八处出现了“忧”字：“我心忧伤”“忧心京京”“癙忧以痒”“忧心愈愈”“忧心惸惸”“心之忧矣”“忧心惨惨”“忧心殷殷”，上忧君国，下忧黎民，其中交织着个人的哀伤。《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中由黍稷引发的“黍离”之忧，尽管对其所表现的主旨有不同的说法，然而，诗中那种沉痛的忧患，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黍离之悲”作为亡国之思的代名词，成为古代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周民族是农业民族，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事与天时、物候等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忧时怜农，渴望丰收，是许多有正义感的知识阶层的共同愿望。而且血缘宗法制度，也使很多具有良好文化修养、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政治人物产生了忧患意识。因为这些知识精英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与周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忧国忧民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这些忧患意识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人品、人格、情操、理想的确立和健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资料

《诗经识读》，刘昌安；温勤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