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〇三：学贵持志

《传习录》一〇三：学贵持志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罹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有人问：“想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由于父母意见的原因，难免受到科举的拖累。”

阳明先生说：“因为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程颐强调‘只担心失去初心与志向’，恐怕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做学问的志向不真切而已。”

阳明学问是有所指向的，那便是他少年时立下的志向。

少年王阳明有一次问私塾先生：“天天念书是为了什么？”

先生告诉他，是为了考取功名，并且拿中过状元的王阳明的老爹来启发他，希望他最好像自己的老爹一样，能中个状元。

少年王阳明认为，私塾先生所言不妥，他认为天天念圣人之书，就是为了学着做个圣贤。自此，少年王阳明立下了“学为圣贤”的大志向。

《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便是为天下学人确立了一个共通的大的为学志向。这个志向具体表现为彰明自己人之为人的美好德行，并将彰明出的美好德行实践诸天下之民，使之惠及天下，进而从长度来讲惠及千秋万代，从宽度来讲惠及天下万民，从高度来讲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客观来讲，“大学之道”便是天下所有“大其心”求大学问者的志向。

相对于“业举”而言，“学为圣贤”便是在求“大学问”。当时，追随王阳明的学者一方面清楚自己追随老师所求的是“学为圣贤”的大学问，另一方面还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冲击，希望在“业举”上有所成就。

有弟子提出“也举之累”，实际上是假“以亲故”，也就是以父母之命的说辞表达自己对“业举”的深层取向。可见，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不是今天才有的，一千多年前，王阳明的课堂上早就发生过了。

幸运的是，王阳明直接绕开名目之争，全力聚焦于“为学之志”上，从“为学之志”出发，勉励学者潜心所学。

王阳明对“为学之志”的关注，值得面临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之争的我们思考与借鉴。因为双亲之故耽于科举考试，以至于妨碍求学，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些靠耕种奉养双亲的人，难道也因之妨碍了学习吗？

王阳明的反问直击人心。对比今天的家庭教育，我们看到多少父母因为害怕耽误孩子的功课，把孩子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到底，就是没有弄清楚为学的目的。今天把求学的目的定位为考个好分数，上个好大学，同一千多年前王阳明学生所讲的“业举之累”没有什么分别。倘若把求学的目的定位为“学为圣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本身就是与为学目的相违的。

试想，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名牌大学生吗？

正像耕田奉养双亲非但不会妨碍一个人“学为圣贤”，一定程度上还是大有裨益的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以更好地奉养双亲也是没有问题的。

根本问题在于“为学之志”上，在于求学者有没有抱定了一个无限趋近于“大学之道”的大志向，有没有不断对照、强化这个志向。

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正像程颐说的那样——“罹患夺志”，倘若求学的过程中丢掉了志向，或者说压根不知为什么而读书，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句话，学问无他，学贵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