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杨潇，是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中，和《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书里的糙汉子形象不同，镜头里的他戴着眼镜，安静下来的时候有一种书生气。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曾是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之一，也不知道他曾采访过郎平、昂山素季，更不知道他报道过网戒中心和汶川地震。
镜头里，他熟悉的走向当年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的停云楼，看到他步履轻快的走在青石小径上，纪录片里的他和书里的他终于重合在了一起。只是眼前的停云楼已是荒草重生，无法重现当年闻一多听着风雨声一夜无眠，金岳霖、燕卜荪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的诗意。
为了保存中华文化火种，在战火不断向内地蔓延的年代，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他们携带大量的珍贵文献，一路艰难跋涉，分三路西迁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大。在国人心中，西南联大不仅是教育界的传奇，更是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在这场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里，三路之一的湘黔滇旅行团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300名师生身着绑腿，以军人的姿态，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
为了与这段难忘的历史对话，2018年4月，杨潇正式出发。每到一个地方，通过前往地方档案馆查阅县志、实地对应当年站点的方式，历时41天，以徒步为主，穿越1600公里，从长沙到昆明，重走了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并记录了一张张今昔对比的照片和9位旅行团后人的口述内容。
在这个旅行团里，有人因囊中羞涩被逼无奈，有人带着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试图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事实证明，不管是何原因，他们一路的见闻与收获深深影响了今后的人生，正如蒋梦麟校长讲的：“没有经过详细考察的理想与现实是不相符的。然而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时时修改我们的理想去适应现实。”这一场徒步，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程，象牙塔里的他们，开始走进民众中间，试图了解、发现并正视他们的重要性，同时也重新认识自己，毕竟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开始思考，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与民众的关系，并通过方言、民歌向民众学习，通过歌唱舞蹈、吟诗作画宣传抗战，试图以一己之力换来民族意识的觉醒。
如今，沿途的山川河流依然奔涌在时间的轨道里，那些偏远小城正以大量的拆迁和改革开始新一轮的发展与重建。无论是对环境的破坏和保护，还是对文物的践踏与修复，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一次一次地回到原点。只是，除了少数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没有人提起那段往事。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当年的人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但是走过历史的废墟，在相同的旅程里，杨潇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留守老人、孩童、打工者、僧人、官员……与他们对话的过程也正应了赵萝蕤描述的“人一肚皮的事故，却有一点童心，满脸上的雀斑，却有两汪秋水，一街的电灯和汽车，却有头上的亮月，我们喜欢热闹，但是难忘记清静。”经历了喧嚣、浮躁、孤独、平静后，杨潇也完成了一场自我探寻，比如家国，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已经被空泛的口号与潜在的强制消耗得差不多了，但这趟重走，我一步步踏过那些历史现场，慢慢填充起某些空洞的概念，并重新发现一种壮阔。也许，这就是重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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