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晚熟的人

书评‖晚熟的人

五年前的秋天，读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寓言中窥见时代与人性的底色。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思考，我试图从创作背景、思想内核、语言风格、叙事策略等多维度进行述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创作背景：诺奖后的沉淀与重构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文坛对他的期待与质疑交织成一张密网。八年的沉寂中，他并非停笔，而是在《晚熟的人》中完成了一场文学精神的“返乡”。这部小说集收录了12篇跨越十余年的创作，最早的篇章如《澡堂与红床》可追溯至2010年，而《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等则完成于2020年。莫言坦言，这些作品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与修改，最终以“气息连贯、视角统一”的面貌呈现，既是对高密东北乡的再次凝视，也是对作家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莫言首次将“莫言”这一真实身份嵌入小说，形成虚实交错的叙事迷宫。在《晚熟的人》中，“莫言”既是故事的旁观者，又是被消费的符号——发小蒋二借其名声经营文化公司，覃桂英编造谣言威胁他，乡亲们对小说中的虚构形象“对号入座”……这些情节折射出作家获奖后遭遇的现实困境，也暗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微妙博弈。这种自我指涉的创作策略，既是对外界质疑的回应，也是对知识分子处境的隐喻性书写。

思想内核：国民性批判与晚熟的辩证法

《晚熟的人》延续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但将“精神胜利法”转化为更具时代特性的“晚熟”命题。莫言通过蒋二、宁赛叶、武功等人物，揭示了中国人面对社会剧变时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困境。

“装傻”的生存哲学与反叛：蒋二是“晚熟”的典型化身。他早年以“傻子”身份逃避社会规训，利用乡邻的同情攫取利益；后期却摇身变为精明的商人，甚至策划虚假的“抗日武术表演”煽动民族情绪牟利。这种从“被动装傻”到“主动表演”的转变，既是底层民众在权力缝隙中求存的策略，也是对功利主义社会的荒诞反讽。莫言借蒋二的命运提出诘问：当“晚熟”从自我保护异化为算计工具时，人性是否已堕入无可救药的虚无？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自省：在《表弟宁赛叶》中，自诩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的宁赛叶，将失败归咎于时代不公，对莫言的成就充满嫉妒。这个角色的癫狂独白，既是当代“怀才不遇”群体的缩影，也暗含对知识精英的批判——当文学沦为名利场的筹码，当“才华”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何在？莫言以冷峻的笔触解剖这种“伪启蒙”心态，揭示出启蒙者自身的局限。

暴力的嬗变与历史的幽灵：《左镰》中，父亲为平息阶级仇恨剁下儿子右手的残酷情节被刻意隐去，转而聚焦田奎以左镰劳作的坚韧身影。这种“留白”手法将暴力从血腥场景升华为历史创伤的象征。而《等待摩西》里柳卫东从基督徒到投机者再回归传道者的轮回，则暗示了信仰在时代洪流中的扭曲与重生。莫言通过这些故事，展现了暴力与权力如何渗透进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又在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新的形态。

语言风格：从汪洋恣肆到克制的诗学

与《红高粱家族》的浓烈恣肆相比，《晚熟的人》呈现出“去魔幻化”的转向。学者肖雄指出，莫言在此书中“语言存在感减弱，叙事欲望收敛”，更多以白描手法呈现日常生活的肌理。例如《贼指花》中对文坛聚会的描写，没有夸张的隐喻，仅凭对话与细节便勾勒出知识分子的虚伪生态；《红唇绿嘴》中网络暴力的刻画，亦以冷静的笔触直击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灶。

然而，这种“节制”并非放弃诗意。在《左镰》中，莫言将打铁场景写成一首劳动赞歌：“钢花四溅如星雨落，汗水和铁屑在火光中交融” —— 通过对劳动美学的极致渲染，他让被遮蔽的底层生命绽放出史诗般的光辉。这种“克制的抒情”标志着莫言语言的成熟：他不再依赖语言的狂欢冲击读者，而是以更内敛的方式让意义自然浮现。

叙事策略：多元视角与结构实验

《晚熟的人》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呈现出三种鲜明的叙事特征：

自我解构的元小说手法：莫言将真实身份植入文本，形成“作者—叙事者—角色”的三重镜像。在《晚熟的人》同名篇章中，作为符号的“莫言”被蒋二消费、被乡亲误解，而作为作家的莫言则冷眼记录这一切。这种自我指涉不仅消解了传统小说的真实性幻觉，更构成对文学权力关系的反思——当作家成为被书写的对象，谁才是故事的真正主宰？

悬疑与荒诞的嫁接：《贼指花》以侦探小说框架包裹人性谜题。笔会中钱包失窃事件牵扯出武英杰这个“反扒英雄可能是小偷”的悖论，而结尾开放式处理（“或者，那个贼就是我”）更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评判。莫言借此表明：在真相暧昧的时代，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是暴露人性的复杂。

时空折叠与历史对话：《等待摩西》通过柳卫东三十年的失踪与回归，将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时代压缩进同一叙事空间。这种时空折叠术不仅展现了个体在历史漩涡中的无力感，也暗示了集体记忆的断裂与重构。当柳卫东最终重拾“摩西”之名，莫言似乎在追问：被现代化列车甩下的灵魂，能否在传统中寻得救赎？

晚熟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寓言

《晚熟的人》并非完美之作，某些篇章的情节设置略显生硬，对网络时代的观察也稍显浮光掠影。但它的价值在于，以“晚熟”为棱镜，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阵痛。当蒋二们的“精明”沦为作茧自缚，当宁赛叶们的“怀才不遇”成为时代病症，莫言实际上在叩问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在一个加速异化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定义人性的成熟？

或许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晚熟的人，到了合适的时候，出现了能让他展现才华的舞台，他便会闪闪发光。” 这种“晚熟”，既是对急功近利时代的抵抗，也是对文学本真的回归——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混沌中坚守良知，这或许才是莫言留给读者最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