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着墨渍的少年

欧阳燕在整理外婆遗物时，指尖触到樟木箱底的硬物——那是个褪色的蓝布锦囊，拆开时簌簌掉出些干枯的海棠花瓣，还有一叠泛黄的信笺，最上头一行字让她心头一震：“燕燕，见字如面，今岁北平又落海棠雪，不知你江南窗下，可还种着那年我送的白海棠？”

落款是“阿淮”，一个她从未听过的名字。

外婆在世时总爱坐在老藤椅上，摩挲着腕间一只银镯子，镯子内侧刻着极小的“淮”字。欧阳燕问起时，外婆只笑着摇头：“老物件了，记不清来历。”可此刻信里的字句，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打开了外婆藏了一辈子的秘密。

信是从1947年开始写的。那时外婆还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名叫苏晚，而阿淮是她的同窗，一个总爱穿青布长衫、袖口沾着墨渍的少年。他们常在校园的海棠树下背书，阿淮的钢笔字写得极好，总帮苏晚抄录笔记；苏晚的手巧，会把海棠花夹进阿淮的课本里，说“这样你翻书时，就像看见春天了”。

1948年的春天，阿淮要去北平求学，临走前在海棠树下给了苏晚那只银镯子。“等我回来，”他说，“咱们就在这棵海棠树下办婚礼，我给你写一辈子的信。”苏晚攥着镯子哭了，却没说一句挽留的话——她知道，阿淮心里装着更重的事，他要去北平读新闻系，要“用笔杆子叫醒更多人”。

往后的日子，信成了他们唯一的牵连。阿淮在信里写北平的胡同、飘雪的故宫，写他在报社熬夜写稿的日子，也写“总想起你给我缝的布扣子，袖口磨破了，我也舍不得换”；苏晚在信里说江南的梅雨、院里的白海棠，说她毕业后去了中学教书，学生们总问“苏老师，你等的人什么时候回来呀”。

可到了1950年，信突然断了。最后一封信里，阿淮只写了短短几行：“燕燕，时局难测，我或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勿念，若有来生，咱们还在海棠树下见。”那封信的字迹潦草，墨水洇开了好几处，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苏晚疯了似的写信，寄往北平的报社、阿淮曾经提过的住处，可所有信都石沉大海。后来她离开了金陵，去了南方小城，改了名字，再也没提过“阿淮”两个字，只是每年春天，都会在窗下种一丛白海棠。

欧阳燕捧着信笺，眼泪打湿了“海棠雪”三个字。她忽然想起，去年春天外婆病重时，曾拉着她的手说：“燕燕，等我走了，你把我窗下的海棠花移到院子里，让它晒晒太阳。”那时她不懂，此刻才明白，外婆守的从来不是海棠，是那个“要回来办婚礼”的约定。

她决定去找阿淮。信里提到阿淮曾在北平的《进步日报》工作，她查了报社的旧址，又联系了当地的档案馆，翻了整整三个月的旧报纸，终于在1951年的一篇通讯里看到了“陈淮”的名字——那篇报道说，青年记者陈淮在采访途中遭遇意外，不幸牺牲，年仅26岁。

报道里附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中山装，眉眼间的温和，和信里那个“会把海棠花夹进课本”的阿淮一模一样。欧阳燕盯着照片，突然注意到照片下方的备注：“陈淮同志遗物：一叠寄往江南的未寄出信件，及一只刻有‘晚’字的银戒指。”

她的心猛地一揪——原来阿淮没忘记约定，他写了信，却再也没机会寄出去；他给外婆准备了戒指，却再也没机会亲手戴上。

欧阳燕带着那叠信和照片，去了北平。她找到了阿淮牺牲的地方，在一棵老海棠树下，把外婆窗下的海棠花籽埋进了土里。风一吹，海棠花瓣落在她的肩头，像极了信里写的“海棠雪”。

她掏出手机，想给妈妈打个电话，说说外婆的故事，手指却停在了屏幕上——相册里突然弹出一张老照片，是她小时候和外婆的合影，照片背景里，外婆的藤椅旁放着一个旧相册，相册封面上，隐约能看见两个年轻的身影，站在满树海棠花下，笑得灿烂。

她突然想起，外婆的旧相册一直锁在樟木箱的最底层，钥匙从来没给过任何人。

夕阳西下，海棠花影落在信笺上，欧阳燕轻轻摸着那行“若有来生，咱们还在海棠树下见”，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回头时，只见一个白发老人站在不远处，手里捧着一个和外婆那只一模一样的蓝布锦囊，正盯着她手里的信笺，眼里满是泪光。

老人的腕间，戴着一只刻着“晚”字的银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