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都是一次重耳流亡

        近些日子的晚上在读《左传》，读到哪些有意思的人又对应着翻翻《史记》、查查资料。读到重耳流亡的那些年月，感动至深：四十三岁出逃，六十二岁归国，在卫国乞食受辱，在齐国沉溺安乐，在曹国遭人轻慢，在楚国被问"何以报我"，在秦国获得助力最终得以回国。

        有人在等待，有人在陪伴，有人欺辱，有人施礼。重耳每一步的偶然与必然，不就是我们每个人被迫或主动选择的漂泊？最吊诡的是，这场流亡的终点竟是原点。当他终于站在绛城的城墙上，那个出逃时惊慌的公子重耳已死，活下来的是尝过泥土、握过马鞭、爱过也背叛过的晋文公。不免让人想起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十年漂泊只为回到伊萨卡，却发现真正的旅程早已刻进血脉。

        重耳从狄国遇刺又启程流亡时，跟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不来找你再嫁，季隗笑着怼他，二十五年，我坟头柏树都会很高了，虽然如此，我愿意等你。史书里季隗身影转瞬即逝，但“流亡”的又何止重耳？季隗的流亡或许比重耳的更艰辛，无一所托，只能把期盼寄托于半路夫妻中的一句承诺。当她说“虽然”时，那棵想象中的柏树就已生根，那些被史笔最后“尽召故妻”轻轻带过的女子，何尝不是另一种奥德修斯？史官不会记载季隗的生活细节，就像他们从不计算，一个女子要用多少次日落才能把二十五年腌制成一句笑谈。

        我延毕也有四个月了，从刚开始一审不过得知延毕的心如刀绞，到二审还不过提起申诉，申诉再不过就没有学位证的喟然长叹。淡然处之做好肄业后的出路准备后，我凝望着这四个月，好像在看一场小小的重耳流亡：有一同遭难陪同煎熬的同窗，有总是手握权力不断羞辱自己的一位审核人，有许多愿意提供帮助的好心老师。这次流亡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我的晋国，但我人生的流亡还在继续。熊培云《自由在高处》中的一句话总使我发抖：“要么成为你自己，要么一事无成。”。

        每个人生其实都是一次重耳流亡，我们都在不同的纬度上跋涉——有人困在毕业的泥沼里，有人陷在繁重工作的循环中，有人正在经历疾病缠身、丧亲失子的痛苦。但人总会均值回归到他有归属感的那个状态，就是在社会衡量体系下看起来高低不同而已。外婆流亡的目的地是把五个儿女养大，这在那个年代是一段朴实又艰难的路程，她渡过去了。五个儿女又有各自的流亡，母亲的流亡是源于重男轻女的旧社会氛围。外公外婆是好人，不缺女儿食物和教育，但精神上很难给予女儿应有的关爱。母亲在高考前精神崩溃，也因此失利，她的流亡比我艰辛，没有人陪，需要独自去治愈，需要自己读心理方面的书为自己疗伤。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了我的母亲，这是她的景愿，这是她的晋国。而我又开始了我的流亡。

         季隗的柏树在历史背面疯长，像极了我们那些被折叠的岁月。合上书页，突然明白《左传》为何总在深夜闪光。这些两千年前的亡命之徒，早为我们预演了所有生存的剧本：每一次失业都是一次被羞辱的卫国乞食，每一回离婚都是一次坐在车上痛哭的齐国别姜，而所有看似徒劳的跋涉，终将在某个黄昏结算成归途的盘缠。柏树无声，风声如答：流亡即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