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饼缘
那年夏天,我记得新加坡一点都不热,往日上学路上的大汗淋漓很少出现,乡间的小路上微风轻柔,真是难得的凉快。
父亲是个崇尚文化的人,一心一意想让家里转个门风,于是决定全家勒紧裤腰带供大哥读大学,渴望有个盼头。剩下六个弟妹,大家也吵吵着要念书,父亲无奈只好答应再供一个,但是谁去,父亲说要抓阄决定。于是我上面的两个哥哥和下面的三个妹妹都焦急等待,这个幸运的孩子会是谁呢?
那是一个难熬的夜晚,父亲拿出来他的宝贝,一副油光光的麻将牌,去掉了花牌,他说让孩子们自己去摸,谁摸的数字大,谁就去念书。我躲在后面不敢摸,生怕摸的数字最小。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事情,那一年,二哥三哥分别大我三岁、二岁,我刚刚九岁,下面有三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六岁。
等到父亲大声喊我时,二哥和三哥都已摸好了牌,三个妹妹也都拿着摸好的牌在手上玩,我眼睛的余光已清楚的看见小妹的牌是九条。
完了,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绝望之下,我从一堆麻将的最角头摸了一张牌,捏在手心不敢看,只是用拇指死命地摸,摸着摸着我感觉希望增大了,因为我摸到的都是圈。
当父亲让他的孩子们一起亮出牌的时候,我看见二哥和三哥很沮丧,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他们兄弟两个运气实在太差,一个摸到一万,一个摸到三条,而另外两个妹妹,一个是七饼,一个是六万,只有我和小妹妹并列第一,她是九条,我是九饼。
父亲将每个孩子手上的牌都大声念一遍,然后将牌放回一堆麻将中。他重新洗牌,一边洗一边说:“再摸一次,这次只有老四和老七摸,其他人看就是了。”
这一次我先摸的,我真希望还能摸回那张九饼,可牌到手中,我一看傻眼了,斜斜的三个圈,完了,是三饼。我彻底的绝望了,没等小妹摸牌,我已经亮开了手中的麻将。父亲守着一堆麻将,脸上毫无表情,他让小妹快摸,声音严厉。小妹吓得要死,也搞不懂摸牌的严重性,她跑过来摸了一张牌,交给父亲,自己站在一边傻笑。
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父亲念出了我和小妹的牌:“老四是三饼,老七是幺鸡,好了,我们大家一起辛苦,供老四去读书。”说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点着了手里拿了很久的一根烟。
当确定我去念书的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呆呆地望着父亲,望着他不慌不忙收麻将的样子,眼前的父亲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慈祥。
父亲是二战期间来到南洋的,家乡是广东客家的河婆镇,他是在客家围屋里长大的孩子,闲时两个爱好,嘴里的香烟,手里的麻将,一生没有改变。
他先到吉隆坡,再到马六甲,最后因为地租便宜,来到了新加坡勿兰乡村种植橡胶。落下了脚,父亲立即把母亲接了过来。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的功夫,母亲已为他生养了七个孩子。
由于家庭负担重,父亲没有能力把每个孩子都送进学校,为了公平,他只有把机遇交给了他的最爱,那副麻将来决定。让摸牌来决定孩子的运气,他认为这样做,没有去的孩子会心服口服,会心甘情愿供上学的人安心读书。
父亲后来总是唠叨,说新加坡独立了,从城市变成了国家,政府依法实行了义务教育,乡下人靠抓阄决定孩子读书的事情,才被彻底地杜绝了。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每年我们兄弟姐妹相聚,都免不了围在一起打麻将,一是怀念父亲在世时的那种氛围,二是麻将总让人有欢乐和喜悦。可是,不管怎么打,小妹从不和幺鸡的牌。恰恰相反,如果能和三饼,我尽量不换牌, 或许这就是我的三饼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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