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萧统对“文”进行了“沈思翰藻”的限制，所以在南北朝时新产生的佛典和义疏并没有被时人当作“文”来欣赏。可是那些符合“沈思翰藻”的文章，渐渐变得“浮艳”起来了。“浮”就是虚，表意不直接；“艳”就是连篇累牍，表述不简洁。到了北周时期，李谔首先提倡“文”要复古，后来又有初唐的陈子昂、中唐的元结等人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思想，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方法，也没有积极地宣传，终究没有形成宗派产生影响。
真正开创一代新文风的人是中唐时期的韩愈，他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倡了“古文”运动。
很多人都熟悉韩愈的《师说》，他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所谓的“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所谓“解惑”，就是排斥佛老。他以继承孟子自命，并没有什么新的“道”，但是给宋代的理学家们指明了道统，为宋儒开了先路。
韩愈建立了新的文统。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还学习扬雄、司马相如等人。萧统的《文选》里不收录的经、史、子，他都排进了“文”，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
如果你认为韩愈是死板的复古派，那就错了，他是以“变古”为复古。他排斥排偶句，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成文，讲究句式的参差不齐。他行文的标准是“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是有意识地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入文章的第一人，可谓开风气之先。所以说，他的“古文”并非完全复古。他提出的“气盛”（语气流畅）这一标准，给后来的创作者指明了写作的道路，宋代的“散文”其实就是继承了他的“新古文”的思想。
柳宗元是韩愈的好友，二人合称“韩柳”，可谓志同道合。柳宗元的学问见解，还要在韩愈之上，并不墨守儒家学说，但是他的人生际遇很惨，不敢为师“传道”，是身体力行的“变古”实践者。他工于游记，文字幽深简洁，创造了描写景物的全新风格，代表作是《永州八记》等。
韩愈门下的弟子很多，分了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爱难派主张新而用语奇怪，这两派中“爱难派”占了上风。他们的文章语意艰涩，僻涩诡异，很难诵读。所以到了唐末宋初，被打倒的骈体文又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宋初的文坛，就是由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盘踞着，一直等到一位大咖出现才扭转了这种风气。
这位大咖是谁呢？当然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了。他身居高位，提倡古文运动，比起韩愈来要容易得多。明代推选的“唐宋八大家”，除了韩柳二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宋代人，以欧阳修为首，其余是三苏、王安石、曾巩。后面的五人或是欧阳修的门生，或是被他提拔起来的，所以欧阳修是北宋真正的文坛盟主。
韩愈开了宗派，却没有立宗派，而欧阳修和苏轼是有意地开始立宗派。欧阳修主张为文要自然，曾巩的文风以严谨著称，王安石的文章以精悍胜人，三苏均长于议论，取法《战国策》和《孟子》，苏轼还兼有《庄子》之风。苏轼的文章达到了“自然”的极致，能做到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所以当时和后世学习他的人最多，南宋时期甚至有“苏文熟，天下足”的谚语，可见他的文章影响之大。
欧、苏之后，古人就成了正宗。骈文死了吗？没有。欧阳修将骈文也进行了改革，让它也散文化了，此后便成了定格，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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