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在读梁文道的《读者》，一篇名为“窥探灵魂——At Home with Books”的小文让我心有戚戚。文中梁文道先生写到，“书是一个人的灵魂，藏书是一间房子的灵魂所在。”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对此话进行论证。
哈佛大学教中古英语文学课的教授古板无趣，他的学生认为他的为人和课程名字一样，沉闷呆板。后来，他的一个学生趁着假期在旧书店打工，主要负责到各地收购旧书。某日，这个学生应召到郊区一栋老式花园房收购旧书，进门后他才发现那是已故老教授的故居。
学生在老教授的家里看到了一整柜的侦探小说，无比惊讶，他完全不曾想到古板如老教授竟会有如此有趣的爱好。之后，学生在通往花园的后门旁发现了两柜园艺书。门外，花园里草地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晶莹透亮。原来，老教授最大的嗜好是种花育草。巧合的是，园艺也是这个学生最喜欢做的事。于是，学生当即决定买下老教授的所有藏书。所以，直到毕业，学生还在旧书店打工，只为偿还买书的债务。
有人问过学生，为什么要买下老教授的所有藏书，他回答，“自我看到教授的书，才知道在课堂以外他是怎样的人，那些书是他的完整灵魂。如果我把它们运回书店，这些书就会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书架上，那就等于他彻底消亡了。”
我喜欢这个小故事，喜欢旧书店，喜欢收购旧书的行当。因为它们总会让我想起《查令十字街84号》，想起20多年间，美国女作家海莲和英国旧书店店员弗兰克通过信件和旧书建立起的不曾谋面的深厚友谊。或许，正因为这一本书，我才开始有了旧书情结。才会在2018年8月结束游学的时候，不远万里把在英国旧书店买的一摞二手书带回了家，摆在了我的书架上。
思绪在这里停止，我侧头看向靠墙而立的白色书架，目光缓缓扫过一排又一排的书脊，心里突生悲凉。
（朋友把书房拍下来做成了明信片）
（书房的日常）
数月以来，我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座城市，我的书该怎么办？”
我的藏书虽不算多，但它们承载了我的过去和我对未来的祈盼。比如，我的书架上还摆放着本科时用过的德语课本、硕士期间的法语课本、支教时读过的周国平、冯唐、简·奥斯汀等。十多年的光景里，它们同我一起几经辗转，最终在这座城市落脚。此外，还有我一直想找时间认真研读的BBC出版的艺术三部曲——《文明》、《新艺术的震撼》、《艺术的力量》。2019年年底，和这套书一同收入书架的还有止庵的《画见》、祝羽捷的《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这两册书已用零散时间读完，书毕，我更加坚定了要系统阅读艺术史的决心。同时，也对自己许下承诺，一定要学习油画。不为造诣，只为理解艺术和感受画笔在画纸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当然，还有那些我打算找时间重读的书，例如陶立夏、梁文道、村上春树和宁远的随笔、简·奥斯汀和毛姆的小说、王尔德的童话、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等等。还有一些书，几年内应该不会再重读，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只是“分量太重”，自觉短期内无法承载，比如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不过，也会有我当下无法共鸣的书，例如李诞的《冷场》，读完之后感觉哪都堵了；冯唐的《成事》，我喜欢冯唐之前的随笔，喜欢看他满脸不屑、痞里痞气的“胡诌”，但再婚之后的他突然“严肃”了，然后我发现我读不懂他的文字了；还有《北野武的小酒馆》，里面有我无法靠近的深沉。但即使是这些书，我也不舍丢弃，或许数年后待我人生阅历见长，我会在他们的文字里找到懂得和相惜。
想到这些，我越发怅然若失。
我记得，在电影《美食祈祷爱》里有这样一幕，Liz在离开纽约前夕，把自己的家当存放在了一个类似仓库的某个集装箱里。当管理员锁好箱门，把钥匙递到Liz手里的时候，我突然如释重负。或许，对于过往我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洒脱。在心底里，我一直觉得，过往如是妥帖安置，方能安心继续前行。
可是，据我了解，这座城市并没有这样的地方让人存放过往。或许，因为是南方城市，空气潮湿，久存并不适宜，潮气和霉斑会让一切迅速腐败。或许，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只适合安顿不适合漂泊。
于是，我对书房的安置深感无措。
所以，当得知小侄女最近喜欢上高木直子的绘本时，我无比欣喜，立马打包了二十来本给她邮寄了过去。深信这些伴我度过一个人的第三年、第五年、第九年、第n年的绘本会被妥帖照顾。
可是，其它的书呢？我是否也能给它们一个安稳的归处？
夜色已浓，我合上《读者》，决定不再为未来的事情瞎操心。一直以来我都是只关注眼下的人，因为相信未来至少有一半源于当下努力之后的水到渠成，剩下的天时地利人和就交给运气好了。想到这，心里忽觉轻松，然后想起了白居易《重题》里的诗句，“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
书籍本无乡，心安即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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