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明清时使用，几乎与少年同义。五四之后，这个词才真正地定型，几乎被赋予了理想的社会人格：希望、活力、自由、独立、担当……五四距今已经九十九年了，再看看那些逝去的青年……青年还在吗？
罗隆基（1896-1965）
罗隆基是个天生的政治鼓动家，才华横溢，辩才无碍。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李大钊说：“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最终火烧了赵家楼。
1921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学政治哲学，获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1928年回国，宣扬自由主义，翌年在《新月》杂志发表的长文《论人权》，或许到现在都是将人权理论说得最浅白透彻的文字。他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所以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后来作为民盟领袖，国共双方都不喜欢他。
理论上有政治洁癖的罗隆基，急于从政，反而显得有些品行不端，他的同学梁实秋直接跟他说：你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而他的政治伙伴章伯钧则说得入目三分：“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罗隆基在建国后曾任森林工业部部长）。”
张学良（1901-2001）
张学良90岁时和学者唐德刚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21岁的张学良，已经身为旅长，参与了直奉大战。但没有人重视他的军事才能，因为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与袁寒云齐名的“二世祖”，一般的少年即贵，英俊非凡，一生风流。暮年回忆时，对自己当年的风流手段依然有些得意洋洋。
27岁时，张学良沿袭父位，成了奉军统帅，同年易帜附蒋，被封为民国三军副总司令。可谓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他的人生最高峰就是在36岁时发动了西安事变。
周恩来说：“张将军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胡适说张学良是千古罪人：“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36岁后，张学良被国民党关了半个多世纪。回忆一生时他作了番总结：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阀；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西安事变，为自己的年轻与冲动付出了一生，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张荫麟（1905-1942）
张荫麟短促的一生，仿佛就在和大师们叫板，然后被大师们称颂，最后倒在成为大师的路上。
张荫麟还在读高中时，写信给梁启超，对其考证老子在孟子之后的证据逐一批驳，惊得梁启超大呼天才；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批驳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赴美学习哲学，则嘲笑胡适的偶像杜威“老糊涂矣”……
而大师们却对他极为珍视，陈寅恪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钱穆说：“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熊十力说：“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张荫麟为史学研究确作了很多准备，涉猎领域广泛，开拓气象宏大，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只留下几十篇论文和半部《中国史纲》。
据记载，37岁的张荫麟在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张中晓（1930-1966？）
18岁的时候，张中晓为自己戏拟了一个墓志铭：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
这个籍籍无名的早慧者，竟被毛泽东所看重：“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7页）
那时张中晓25岁，因曾与胡风通信，被打成“胡风份子”入狱，翌年，肺病加重，咳血不止，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绍兴。至1963年，张中晓即将离开绍兴押往上海时，预料到自己凶多吉少，对家人说：“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我光身一条，只有两箱的书和十几年中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凶吉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会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
这札记就是几十年后出版的《无梦楼随笔》，透过里面的只言片语，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的先知。张中晓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心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绝对精神）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李泽厚的告别黑格尔是在70年代后半期，顾准的告别要早一些，而张中晓的告别则更早，早得令人称奇。
他给自己的墓志铭也一语成谶，我们只知道他在文革给迫害致死，但没有人知道他死于何年何月何日。
遇罗克（1942-1970）
1962年，20岁的遇罗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那时他正在京郊插队，看到一些地主和子女孩童都被斗死，还称之为“连根拔”。那正是“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
在文革初，遇罗克写作了《出身论》，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写完后他在日记中说：“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因言获罪后，同狱的难友张郎郎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场的诗人北岛目睹了一切，后来他记下了这样的诗句：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完）
网友评论
老师，你的看法呢？
谢谢老师，分析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