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35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三卷-11
主动出击
这一年，匈奴侵入汉朝边境进行侵扰。汉朝派兵追杀，斩杀、俘获匈奴兵九千人，生擒匈奴瓯脱王，汉军则没什么伤亡。
匈奴见瓯脱王为汉所擒，感到害怕，认为他将引导汉军袭击匈奴，便向西北远远退去，不敢再南下寻觅水草。汉朝征发百姓屯戍瓯脱地区。
匈奴又派九千骑兵屯驻于受降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内，为当年接受匈奴左大都尉投降而筑），以防备汉朝袭击。
匈奴在受降城以北的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或其支流）上架设桥梁，使军队能够渡河，准备一旦失败可以迅速奔逃。
匈奴单于打算请求与汉朝和亲，又怕汉朝不肯答应，所以不愿先提出，而是常常命官员向汉朝派往匈奴的使节暗示。
匈奴对汉朝的侵扰掳掠越来越少，对汉朝使节越来越优待。希望通过这样来逐渐达到和亲的目的。汉朝对匈奴也采取笼络的态度。
辽东乌桓部落反叛。当初，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东胡残余部众分别占据乌桓及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形成了两个部族，世代臣服于匈奴。
汉武帝击破匈奴左翼地区，将乌桓迁徙到上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及周边区域）、渔阳（今天津市蓟州区）、右北平和辽东的塞外地区，令其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
汉朝还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一官，负责对乌桓人的监督和管理，使他们不能与匈奴建立联系。随着乌桓势力的强大，乌桓起兵反叛汉朝。
先前，匈奴骑兵三千余人侵入五原（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杀掠数千人，后又派骑兵数万南下，沿汉朝边塞移动，一路进攻汉朝设于塞外的堡垒，掳掠边塞官吏和百姓而去。
当时，汉朝边疆各郡的烽火报警设施严密，匈奴扰边没什么收获，所以很少来犯。后汉朝又获得归降的匈奴人，得知乌桓人曾经挖掘单于祖先坟墓，引起匈奴怨恨，正派出两万骑兵袭击乌桓。
霍光打算发兵迎击匈奴，询问护军都尉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认为：“乌桓几次进犯边塞，如今匈奴袭击他们，对我们很有利。再者，匈奴现在很少来侵扰，我国北部边疆所幸无事。
蛮夷之间相互攻击，而我们却发兵迎战，招他们来生事，这不是好计策！”
霍光又询问中郎将范明友，范明友认为可以迎击。于是霍光任命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骑兵两万迎击匈奴。
匈奴得知汉军出塞的消息后，撤退而去。
出征前，霍光曾告诫范明友说：“大军不可空手而还。如落在匈奴军队后面，便袭击乌桓。”
乌桓当时刚刚受到匈奴打击，范明友既然没能追上匈奴，便乘乌桓疲惫之机发动攻击，斩杀六千余人，取得三名乌桓首领人头。匈奴从此大为惊恐，不再向汉朝出兵。
感思：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虽透支了汉朝国力，但确实打垮了匈奴的锐气，使其从“草原霸主”沦为“边患残余”。
到昭帝时期，匈奴已不复冒顿、老上单于时代的强盛，内部矛盾加剧，对汉朝的态度也从“掳掠”转向“试探性求和”。
匈奴在受降城屯兵、架桥备逃，表明其转入防御姿态，甚至担心汉军会乘胜追击；单于想求和亲却不敢明言，只能通过优待汉使示好，反映出匈奴既想缓和关系，又怕主动示弱会进一步丧失威信。
而乌桓的叛服无常，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弱者生存策略。
乌桓曾被匈奴压制，后归附汉朝，一旦实力增强便试图独立。臣服与背叛的循环，与人性中的“趋利避害”一致：弱者依附强者，但又不甘永远受制于人。
霍光最终选择范明友的建议而非赵充国的“坐观其变”， 两种战略眼光高下立现：
赵充国的“保守派”思路的理由是蛮夷互斗对汉朝有利，不必主动介入，避免引火烧身。优点是节省国力，减少不必要的军事消耗。缺点是过于被动，错失削弱匈奴、震慑乌桓的时机。
霍光（范明友）的“主动出击”策略的理由是匈奴已退，但乌桓新败，正是立威良机。
优点一是低成本高收益。乌桓疲弱，汉军以极小代价斩获六千首级，极大震慑边疆各部；
二是间接打击匈奴。匈奴见乌桓被汉军轻易击溃，更加不敢南犯，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三是巩固边疆秩序。明确告诉周边部族，叛汉者必遭严惩，维持汉朝权威。
缺点是若处理不当，可能激化乌桓仇恨。但霍光通过精准打击避免了长期恶化。
结论是霍光的决策更胜一筹。赵充国的建议虽稳妥，但汉朝此时需要的是主动塑造边疆格局，而非消极观望。
霍光的行动不仅避免了与匈奴直接冲突，还通过打击乌桓向匈奴传递了“汉军随时可出手”的信号，进一步巩固了汉朝的战略优势。
霍光的决策展现了顶级政治家的眼光：在最适合的时机，用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的战略收益。
历史属于敢于主动出击的人。 霍光的选择不仅巩固了汉朝的边疆安全，也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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