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 1909年若干错漏的辨正（终订版）
地方志素有“一方之全史”的美誉，肩负着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使命。在编纂时，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基石，以严谨的实证为依据。然而，《遵义市志·周沆传》在记载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周沆时，存在诸多关键错漏。这不仅背离了志书“存真求实”的基本原则，更对历史研究的准确性与公众认知造成了误导。本文将依托档案文献、当事人自述、权威史料以及相关补充资料，对其主要谬误进行逐一辨正，力求还原周沆真实且丰富的人生轨迹。
一、科举之路：卷面瑕疵改写命运轨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仅20岁的周沆踏入京城会试考场。那时的他，年轻的面庞上还带着几分青涩，可眼神中满是壮志豪情。科举考场高手云集，竞争极为激烈，周沆凭借多年苦读积累的深厚学识，以及沉稳冷静的应考心态，一路过关斩将，表现格外出色。
然而，紧张的答题过程中，意外突然发生。周沆不慎将“羸”字错写成“赢”，慌乱之下的涂抹修改，让原本工整的卷面留下了难以挽回的瑕疵。在极为看重卷面整洁的科举时代，这一失误被考官严格对待。尽管他的文章内容见解独到、文采斐然，却仍因卷面问题与更高的名次失之交臂。
从周沆的自述诗及其注释中，我们得以一窥他彼时复杂的心境。“芦沟晓月渡桑乾，鞭红尘暗天街走。轶荡龙门次第开，大哉两字题先扣。”此诗生动描绘了他赴京赶考的行程，以及对会试题目“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的深刻印象，彼时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射策觚廷气自豪，臣对臣闻臣稽首。”则展现出他在考场上自信作答的意气风发；而“讵料春秋赏备严，一字之讹惟引咎。”一句，满是因一字之误而引咎自责的无奈与遗憾。
最终，周沆赴京殿试成第三甲三十八名进士。若没有这一书写失误，以他的才学与答卷水平，本可晋升二甲，甚至取得更为优异的名次。值得一提的是，周沆与康有为同科进士，在那批进士中，他是最为年轻的一位。20岁便高中进士，超越了众多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年长考生，这份荣耀如春风般迅速传遍家乡，让家族上下倍感骄傲。
二、家族渊源：父荫熏陶与成长印记
周沆的父亲周锡晋，号筱罔，于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在科举之路上崭露头角，展现出深厚的学识底蕴。此后，他担任湖南乡试同考官，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秉持公正严谨的态度，为国家挖掘了不少贤才；后又出任常德知县，在任期间，兢兢业业，致力于地方的治理与发展，积极处理政务，关心百姓民生，努力为当地营造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最终在任上离世 。父亲的宦海生涯与学识修养，对周沆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官场见识，为周沆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沆有个二哥叫周沅（字仲崖），同样在科举上有所成就，考中举人。凭借自身的才学和能力，周沅在四川担任知县。此前其母冯氏前往蜀地便是投奔于他，母亲的突然离世，对二哥周沅也是沉重的打击，兄弟二人在这艰难时刻相互慰藉。周沅的举人身份及任职经历，不仅彰显了家族在科举与仕途上的持续进取，也侧面反映出家族在当时的文化底蕴与官场人脉。这种家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周沆的仕途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与人脉支持 。
三、宦海沉浮：辗转多地的治理生涯
殿试结束后不久，周沆被朝廷任命为户部陕西布政司主事。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关键事务，陕西布政司主事虽官职不算高，却需协助处理陕西地区相关的钱粮、民政等重要事宜，责任重大。初入官场的周沆深知这是施展自身才华、践行抱负的开端，他迅速投入工作，每日认真梳理公文，仔细核查账目，深入了解陕西地区的民生状况与财政收支细节。面对堆积如山的公务，他从不抱怨，始终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任务，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为日后在地方治理中展现卓越才能积累经验。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周沆在忙碌的任职期间，突然收到父亲病重的噩耗。彼时公务缠身的他心急如焚，却未能在父亲离世前见上最后一面。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周沆悲痛欲绝，他即刻辞去一切职务，回到长沙草门的家中，开始了丁父忧的守孝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深居简出，常常独坐庭院，回忆着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沉浸在无尽的哀伤与追思之中。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值湖南新式教育蓬勃兴起，熊希龄与谭嗣同等人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开课。熊希龄，字秉三，这位积极推动教育革新的有识之士，对周沆的才学和见识早有耳闻，便诚挚地邀请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老师，期望借助他的学识推动新式教育，传播先进思想。然而，彼时处于丁父忧关键时期的周沆，虽对教育事业满怀热忱，却因恪守孝道，无法应允这一邀请，只能婉拒熊希龄的美意，继续在长沙草门，在对父亲的追思中度过守孝时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年丁忧期满，周沆服阕后重新踏入仕途。这一年，他由京官改任知县，被派赴云南。正如他诗中所写“万里滇南去路赊，改官不惮风尘垢”，展现出他不畏路途遥远、毅然奔赴云南任职的坚定心境。他的母亲冯氏前往蜀地，因为其二兄沅（字仲崖）在四川任知县，“慈云乃向蜀中行，惟祝南陔日永久”，此句满含他对母亲的牵挂以及希望母亲安享天伦的美好祝愿。
次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周沆署浪穹县事。浪穹县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1913年改为洱源县。在任期间，他“栽得洱源满昙花”，用心治理当地，使得浪穹县的发展渐有起色。在任期间，洁己爱民，兴利除弊，凡教养之原，靡弗毕举。培学校，课农桑，疏浚河渠，皆其彰者。知府罗灜美对周沆的德政极为赞赏，常与人称叹，言其一心奉公，造福百姓，实乃为官之楷模。待“政成人和”之后，“乃与邑人士，议修邑志”。重修县志《浪穹县志略》需五百金，县令周沆率先“慨捐廉俸”，拔贡赵 鲲、赵鲸、禀生杨德隽也都解囊捐资。自始至终，“不摊派，虑扰民也”。
同年及光绪二十六年，他两次担任云南乡试同考试官，为选拔人才贡献心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调署蒙自县。蒙自在过去就以事务繁杂艰难著称，“蒙自在昔号繁难，量移依旧印悬肘”，但他依然肩负起治理的重任，积极推动当地的发展。同年，杨兆麟再次进京赶考。他首战落榜后回遵义，在各地书院讲学，仍苦读不辍。此次赴京前，他特意在武汉停留，增进对时事的认识 。凭借扎实学识和出色发挥，他成功考中探花。此前杨兆麟重古籍轻时务，周沆、蹇念益等人的帮助，为他此次高中打下良好基础。
然而，命运的波折再次降临。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甲辰忽报萱花萎，哀哀恸杀不孝吴”，其母冯氏在蜀亡故，这让他悲痛万分。在蒙自县署行家奠礼时，他的妻子冒氏出拜，却因失足堕胎暴卒，“素帷弦断泣无声”，家庭的接连变故使他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冒氏乃如皋大族冒家之女，其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冒家是书香门第，冒辟疆是冒氏的祖辈，而冒氏正是近代著名学者冒广生的妹妹。
彼时，周沆的二哥周沅在四川任知县，母亲的突然离世，让兄弟二人在这艰难时刻相互慰藉。然而，守丧未满，云南总督丁振铎因中英会勘滇、缅疆界事务紧迫，深知周沆在这类事务上的能力与经验不可或缺，紧急传命让他迅速回滇。周沆虽深陷丧亲之痛，却仍以大局为重，“仍复星驰装治趣”，星夜奔丧后便奉命匆匆赶回云南，继续投身地方事务。回滇后，丁振铎当即委派他参与滇缅边界勘察工作。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周沆全身心投入到边界勘察任务中。这一年，他受命深入野人山复查边界。野人山环境恶劣，地势复杂，瘴气弥漫，但周沆毫不退缩，带领随从克服重重困难，仔细搜集地形地貌、历史文献记载、当地百姓口述等各类边界证据，经过数月艰苦努力，成功完成任务，收回国土1000余平方公里，因这一卓越功绩，首次被赐予“中庆循良”。有关史料记载曾表明：“清朝多为割地赔款，史上收回国土仅有周沆一人也。”即指这事。
云南片马抗英博物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参奏办理云南缅甸界务及滇越铁路官员丧权媚外，清政府派湖南巡抚岑春萱查办，又派湖南巡警道沈祖燕赴滇查复，滇督丁振铎、前云南洋务局总办、贵州布政使、贵州护理巡抚兴禄等革职。周沆充洋务局提调，亦为沈祖燕严劾，结果批交云贵总督锡良查看，竟免议。他在诗中“谤书上达遗弹纠”便反映了这一被弹劾的经历。同年5月19日，锡良查该员周沆“才华敏赡，政事明通。”以酌署弥勒知县。同时，他也因受到锡良的青睐，保荐为循良，清廷对他传旨嘉奖，正如诗句“人才密荐受知深，上考书名原不苟”所描述。
宣统元年（1909年），英国唆使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策动云南中甸厅（今迪庆香格里拉市，曾经是达赖下辖）东竹寺喇嘛武装叛乱，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野心。是年底，周沆调西征营务处，随军进剿并成功平定叛乱。这一年，他先补授弥勒县知县。在弥勒任职期间，周沆大力推行禁烟举措。当时弥勒地区鸦片种植和吸食之风盛行，严重危害民众健康和地方发展。周沆深入民间，宣传鸦片危害，同时采取强硬手段打击鸦片贸易，惩处违规烟商和种植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泛滥的态势 ，因其在禁烟工作中的卓越成效，周沆第二次被赐予“中庆循良”荣誉 。之后他升补澄江府（治今澄江县）知府，此时为正三品官职。后来又进一步迁任，最终担任云南府知府，获赏二品顶戴 。“簪冠峨峨晋头衔，三千遂擢云南守”正是对他官职升迁的生动写照。而“心虚只以竹为师，趾高敢效蒲骚狙”，则体现了他虽官职提升但仍保持谦逊，不以趾高气扬的态度处事，借用“蒲骚”的典故表达自己的自警之意。
周沆二品衔，资料：李连昌提供
综上所述，这些详实的任职时间与丰富经历，结合周沆的诗句 ，全方位展现了他丰富的仕途生涯、广泛的人际交往以及为地方、为国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生动体现了他在面对家庭变故、官场风波和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曲折经历与复杂心境。
在周沆的墓志铭中，“迭膺繁据，两举循良”八字，凝练概括了他为官生涯的高光成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价值。首次获“循良”之誉，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深入野人山复查滇缅边界。彼时，他不畏恶劣环境与复杂局势，历经艰难险阻，成功收回国土1000余平方公里，以坚定的爱国情怀和卓越的外交才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赢得了首次“循良”褒奖。第二次获此殊荣，则是宣统元年（1909 年）在弥勒县知县任上。面对当地鸦片泛滥的严峻形势，他深入民间、雷厉风行，宣传危害、打击贸易，有效遏制了鸦片对民众和地方的侵蚀，为弥勒县乃至整个地区的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弥勒成为“模范县”，云南成为“模范省”。
然而，令人遗憾且愤慨的是，《遵义市志》竟犯下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将周沆这两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循良”功绩，错记为满洲国时期被溥仪所赐。这一错漏，不仅混淆了时间线，更是对周沆在清末为国家和地方所付出心血与取得成就的漠视和歪曲。地方志作为记录一方历史的重要载体，理应严谨、准确地还原史实，承担起存史、资政、教化的重任。《遵义市志》的这一错误，误导了大众对周沆生平的正确认知，也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与严肃性。我们必须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对这类错误进行纠正，让周沆真实的功绩和精神重见天日，传承下去，以正视听，告慰先辈，启示后人。
（续）
原创：张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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