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的爆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对于偶然性的因素，我们只能事后诸葛亮，但分析那些必然性的因素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人们避免重蹈覆辙。虽然众所周知，人类从来不会吸取任何教训，从前如此，将来也是。
在读此书之前，我一直以为在国家对抗中，意识形态能否达成一致最为关键。因为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才会衍生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这些极端思想。因为人种、信仰、宗教的不一致而爆发的矛盾与屠杀一直不少，这些都为人历史本身添加了厚重的血色。
可我读完此书后，才发现国家对抗中还是地缘问题会更重要，意识形态也远不及利益来的实在，或许意识形态本身也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罢了。要不然历史上的“渎圣同盟”就解释不通了，毕竟拥有“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国家竟然会和信仰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竟会建立同盟，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看来存亡齿寒的优先级还是比唇枪舌战更高。
想起了《潜伏》中哲学大师谢若林，那一句“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根金条不会比那根金条更高贵”就是精髓。或许所谓的意识形态、人种差异都可能是利益争夺的借口，毕竟大规模的杀戮征伐需要“师出有名”，利益至上才最为关键。
德国的地缘处境相对糟糕，绝非美国那种天选之地。它处于欧洲中部，陆地上东临俄罗斯，南接奥匈，西连法国，北部又濒临海洋，要同时面对陆地海洋的威胁，所以德国周围强敌环绕，是一个标准的“四战之地”，想要崛起必然会遭受注视和围攻。
德国为了不被分裂，就必须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它只能在脆弱的外部环境下强行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到底该不该发展，或者说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德国最好，这些都值得德国统治阶级去思考，毕竟这个国家错了两次。
而在普鲁士完成统一时，统治阶级的狂妄野心压倒了其应有的政治智慧。德国将目标放向了世界，其地理位置再一次决定了如果要德国要成为世界的主人，就必须先成为欧洲的主人，所以该如何处理“四战之地”所面临的外交问题对德国来讲至关重要。
德国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初期，发展的顺风顺水，大部分是得益于俾斯麦出色的外交和政治能力，铁血宰相名不虚传。
俾斯麦深刻地意识到德国在普法战争取得胜利后，其锋芒过剩，招致的仇恨太多，国家这个时候应该采取韬光养晦式的外交策略，防止自己同时暴露在多个敌人之下。俾斯麦在执政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一个“对德联盟”的出现，多线操作失误的会大大增加其失误风险。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可以用“模糊性”三个字来概括，他一直在多个国家之间不断地维持动态平衡。俾斯麦在英国中宣传德英友好，防止英法走的太近，然后英德成为了“表面兄弟”，毕竟谁也不愿意单独得罪俄国；然后又在奥匈和俄国中间强调君主联合，保证德奥俄的神圣联盟，以此又来制衡英国了。
这里强调下结盟的顺序很重要，这也是俾斯麦外交智慧的体现。他先选奥匈帝国，再选俄国，因为奥弱俄强，这就是所谓的“联弱迫强”，在此情况下，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制衡两方。
另外，为了缓解与法国的矛盾，俾斯麦又不断地挑拨法国和英国的问题，毕竟英法有世仇延续，稍加煽动就能转移法国对德国的大部分仇恨。所以只要外交战略足够“模糊”，每个国家都不会贸然行动，反正大家都“模糊”的环境下继续混下去就行，俾斯麦纵横捭阖的手段用的非常好，谁都没有掀桌子。
读完此书后，个人感觉，俾斯麦这段时间顺风顺水的原因也在于其他国家没出现跟他同样优秀的政治家，以至于他一人独领风骚。
作为当时顶尖的政治家，俾斯麦深知外交政策从来不是要求做到从根本上实现某某目标，它的任务只是确保模糊性，并同时尽量多抓住各种可能性。就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快速崛起就不会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弹，俾斯麦对外界环境的严谨思考和“大战略”的严格执行让德国受益匪浅。
不过就算手段再厉害，他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技巧性的外交策略无法与国家基本面的实力划上等号。纵横捭阖可以用一时，但无法用一世，德国的整体国力始终没有和对手拉开太大差距，这也是德国后续悲剧的伏笔。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包括了英国始终不信任德国，毕竟英国要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使法国成为了德国的死敌；其次就是俄国和奥匈的矛盾，让德国非常为难，盟友迫使他二选一，而为了避免让德国成为矛盾的中心，俾斯麦也极尽所能避免和其中的一个盟友走的过近。
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内情况也不算乐观，各种阶级矛盾一直存在，俾斯麦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却没能很好地处理它们，甚至在下台之前连大致的解决思路也没给出来，毕竟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这些内部问题也成了德国发展后期的隐患。
首先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矛盾，容克阶级牢牢掌握了土地（俗称大地主），财富在后续发展中虽然比不上新贵，但是其政治地位却十分坚挺；但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这些“新贵”虽然在财富上超过了容客，但也仅仅止于财富这一层面，政治上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新老贵族的矛盾不断加剧。
再者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与本地人之间也不断地发生冲突。还有德国军队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德国皇帝负责军事，军队只对皇帝效忠，而宰相负责外交，德国的外交又严重依赖于俾斯麦个人能力，军方需求和外交需求又不会总是一致，虽然这些问题都能依靠俾斯麦的个人能力去解决，但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后继者没有俾斯麦的能力和魅力，不能服众，所以各个部门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俾斯麦是“王佐之才”，但俾斯麦的外交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复杂性，以至于后继者无法完全了理解、学习并继承。另外他也未能完善德国的决策体制和国内的权力结构，也没有培养出下一批出色的外交人员，不知道他是无心还是无力。毕竟俾斯麦以前做事时总是隐藏自己的外交意图，让下面的官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他下任后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反对他的政策，因为他们看不懂。
这里可以将德国的外交团队跟英国的外交团队对比一下，虽然英国外交团队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匹敌俾斯麦，但是英国团队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外交体系和外交思路都有存续性和连贯性；另外英国还擅长将国家私利之“实”与世界公义之“名”相结合（原文这一段话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自己谋私，其舆论宣传相当厉害。我想这也是英国被广大网友誉为“欧洲搅屎棍”的原因吧。
果不其然在俾斯麦下台之后，他的继任者荷尔斯坦因不能忍受俾斯麦这些“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开始一个劲地舔英国，结果英国也不太搭理德国，然后德国的这种作死行为又间接促成了法俄同盟。
荷尔斯坦因没有俾斯麦那种“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远见和气魄，能力上又比不上俾斯麦，这就导致德国的外交慢慢地变成了一盘死棋。后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变成了“粗狂式”和“确定性”外交，决策层简直就是一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模样。外交部只能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面子问题，这就使德国处于了一种“得虚名，招实祸”的局面。
国内的情况也一团糟，军队和行政体系形成了割裂，没发生军变已算万幸；相对弱势的政府也无力统筹和协调各大利益集团，无法制定出长远有效的战略；民意不断地裹挟着国家前进，国内的人也自我膨胀，到处鼓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德国在大力发展海军时，明显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修昔底德陷阱”已经触发，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军备竞赛，各自都没了退路，两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对国家的负担极大。所以现在回顾目前的中美博弈中，中国都是“小”生产，“快”迭代，绝不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
压垮德国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令人诟病的施利芬计划。这个计划本质上就是一场军事的豪赌，赌注就是国运。施利芬计划就是后来闪电战的雏形，但是施利芬在没考虑国家补给能力的情况下，就决定两线作战，这就犯了兵家大忌。
施利芬本人只是一个“技术型”的职业军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外交和政治，且他的作战方案具有教条性，缺乏对未知随机因素的考虑，再加上他对实用主义的吹捧，很多军人也不愿意去研究战争历史和其理论，而他本人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军队中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他也失去了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
就这样，德国在抹除了外交的“模糊性”后，相继多面树敌，内部又被利益集团创造的“民意”裹挟，国家还陷入了军备竞赛和财政危机，军事上又出现了一系列误判。在四年苦战之后，德国的崛起被迫中断，惨淡收场。
铁和血未能拯救德国，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而不是次次期待于“天降伟人”。俾斯麦再厉害也无法超越时代，是人就会有局限性；国家的决策也不能被民意左右，毕竟国家利益不等同于民意。
再说句题外话，如果百年后的一天美国衰落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停止了。那中俄的矛盾会不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毕竟地缘政治和利益问题远比意识形态要重要多了。
PS：
俾斯麦的三句名言
1、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2、重大的问题不是靠演说和表决解决的，而是靠铁和血。
3、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以外，谁也不怕，正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使我们珍爱维护和平。（后半句被裁剪了，当时只有前半句在流传，这样就导致了德国内部的火药味非常浓，情绪非常容易被煽动，人们宣传时就喜欢断章取义，看来中外都一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