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罕她的小伙子，从村东头能排到村西头。可她偏偏一个也看不上，心里头只惦着那个十九岁的小木匠。
她原本在镇上的珍珠场有份正经活儿，为了跟小木匠见面，三天两头地旷工，后来干脆不去了。场长第二回上门来找，只是摇头叹气。“这丫头，为了个男朋友，连铁饭碗都扔了！”
她读书时候也不安分。初三期末，数学只考了58分，她偷偷拿红笔把那个“5”改成了“8”。爹被老师数落后，当晚拿起竹条子抽她，她咬紧嘴唇，一滴眼泪也没掉。第二天，她把书包扔进了村口的河沟里，眼看着它沉下去，再也不肯迈进学校门。
这些个叛逆，都给往后的苦日子埋下了根苗。而那苦命的根子，自然就是那小木匠了。他生得周正，鼻梁挺直，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涡儿。更难得一双巧手，能打出全村最细致、最时兴的家具。
她跟小木匠好上以后，常趁着月夜，赤着脚偷跑出去。家里人一回回把她追回来。爹给房门加了铜锁，可月光水一样淌进来的时候，她知道，自个儿人是锁住了，魂儿早飞了。
那天，她又偷跑到他家，未来的婆婆在灶间压低了嗓对她说：“珍啊，你别看我儿子模样好，性子躁得很。三岁就敢拿砖头砸人，八岁把他表哥推下河，差点淹死。前年说亲的赵家姑娘，他嫌人家脸上有颗痣，直接把媒人带来的点心从窗口扔出去了。” 红珍绞着衣角，声音低低的：“他待我……挺好的。” 婆婆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新鲜劲儿没过罢了。”
爹是死活不肯答应的。那晚，他把脚上的皮鞋都踢烂了，一边踢一边吼：“我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这么作践自个儿的？跟那么个穷木匠，名声还不好听！” 娘在一旁哭得拉不起来，她蜷在墙角，嘴唇咬出血了也不松口。那些个夜晚，爹一次次提着马灯在月亮地里寻她。最后一回，他看见他们坐在打谷场的石磙上，小木匠正给她编槐花环。爹站了许久，末了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找过她。
婚事办得冷冷清清。爹没来，三叔操办的。新房是婆家旧屋里的一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都是他亲手打的，散着松木的暖香。
可婆婆的话，一件件都应验了。
生大儿子那年，娘家送来一百个红纸包着的鸡蛋。她舍不得多吃，一天只煮两个。没出月子，男人就把鸡蛋全拎到集上卖了，隔天跟着朋友去了张家界。照片上的他站在天门山前头，戴大墨镜，穿着新衬衫，叼着一根烟，笑得畅快。她看着墙角空了的鸡蛋筐，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还有那个模样周正的女人，总在午后骑自行车来，带一包水果糖分给孩子们，然后跟男人在堂屋里说笑，声音脆得像银铃。有一回，那女人在家里住了三天。临走时，她悄悄往红珍手里塞了二百块钱：“嫂子，大哥脾气是躁了点，可心眼不坏。” 男人说那是他认的干妹子。女人给他买过一件藏蓝色的夹克，他穿了好些年，领口磨破了也舍不得扔。
红珍不是没有疑心过，可地里的活计、两个孩子、永远见底的米缸，把她的心力都耗干了。后来明白了，她也不觉得多么伤心。跟他的穷、他的暴脾气比起来，这点子背叛轻飘飘的，像落在肩头的槐花，掸掉也就罢了。
那些年，日子像条浑浊的河。男人的摩托车声总在深夜里响起来，带着一身酒气回家。要是灶台冷着，或者孩子哭闹，他抬脚就踹翻凳子。那些他亲手打制的家具，在他盛怒之下，成了四处飞溅的木片子。红珍常搂着两个吓坏了的孩子，缩在土炕的角落里，看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漏进来，照着一地的狼藉。
最难熬的是吃饭。米缸常空着，她就去挖野菜，掺点儿玉米面蒸黑绿色的窝头。小儿子身子弱，额头总是滚烫，夜里哭起来声音像小猫。她硬着头皮去求婆婆借点钱买药。婆婆杵在院门口，嗓音又尖又利：“大眼睛的没个好东西！当初不是你自个儿赖上我儿的？如今知道难了？” 那些话像绣花针，密密匝匝扎进皮肉里，不见血，却疼得千疮百孔。
结婚后，娘家没少帮衬。可男人却像滩烂泥，扶不上墙。种地、养鸡、开中巴、跑货车、贩柑橘，没一样成事的。有一回中巴停路边让人撞了，水箱开了锅，烫伤了三个，赔了个底儿掉。爹拿出来的六千块柑橘本钱，也全折了进去。生活步步紧逼，更让她绝望的是，婆婆把一切不顺都归到她头上，骂她“不发家、不长财”。
她一直记得那个下午，日头火辣辣的。她干完活回来，看见小儿子光着身子坐在泥地上，满身的屎尿，背上叮满了蚊子。孩子嗓子哭哑了，只能小声地抽噎。
更让她心痛的还有一回。那时小儿子还不满三岁，跑到路上让驴踩中了肚子，小脸一下子煞白，动也不动了。看着只剩一口气的孩子，她只觉得血往头顶涌，真恨不得一把火烧了这个破家，带着孩子逃出这苦海去。
还有一次，他打她，她吓得钻到了床底下。他蹲下身，铁钳似的手攥住她的脚脖子，硬生生把她从布满蛛网的庇护所里拖了出来。那次，她在炕上直挺挺躺了三天，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婆婆在窗外喂鸡，声音高高的：“装死给谁看？谁家媳妇不是这么过来的！” 没人给她端一碗水。
第三天夜里，月光白得晃眼。她爬起来，从柜子底摸出农药瓶子。拧开盖，刺鼻的甜腥气冲上来，她没有犹豫，仰头就灌了下去。喉咙和肚子里立刻像烧起了一把火。
醒过来时已在医院，眼前是惨白的墙壁和娘哭肿的脸。她好像疯了，力大无穷地扯掉衣裳，光着身子在冰冷的走廊里奔跑，天地颠倒旋转，她发出野兽一样的嚎叫，直到被护士按住，打了一针。二十多天后，她才清醒过来，看着镜子里瘦脱了形的女人，沉默得像一口干涸的枯井。
只有在他癫痫发作的时候，那个暴戾的男人才会蜷缩成脆弱的一团，浑身抖个不停，嘴角淌出白沫。这时候，她会默默地抱住他，把他的头搂在怀里，一遍遍抚摸他僵直的后背，眼泪悄无声息地淌下来，打湿他汗津津的头发。她就那么抱着，直到天蒙蒙亮。而这些，她一直守口如瓶，没跟任何人吐露过半句。
他死前一个月，忽然像变了个人。不再胡混，常坐在门槛上望着天发呆。有一天，他竟用摩托车载着她去了镇上的麻将馆。路两边的水稻田绿汪汪的，他开得很慢。快到镇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你往后……还有人会照顾你的，你要把日子过好。” 她的心猛地一抽，愣在那儿，像被一声无声的雷劈中了。
直到他溺亡的消息传来，她才明白，那句话是他在这个人世间，留给她的、最后一点近乎残忍的温柔。微弱得像风里的残烛，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她心尖上。
葬礼上，她哭昏过去好几回。那哭声里，不全是悲伤，还有积年的委屈、解脱后的空落、对爱恨纠缠的仓促告别，还有对前路的怕。
弟弟妹妹赶来帮她张罗一切，凑钱还清了零零碎碎的外债。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两个茫然无措的儿子，她觉得魂儿都被抽走了。
头三年，日子灰扑扑的。她拼命种地，去砖窑上像男人一样和泥、搬砖，给儿子攒钱娶媳妇。夜里躺在空荡荡的床上，觉得人生漫长，像一条走不到头的黑隧道。
她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在她已被悲苦捶打到麻木的时候，命里的转机来了。男人去世三年后，经人牵线，她认识了电工老刘。
老刘个子不高，话少，见人没开口先笑。头一回见面，他给她倒了杯水，水温正好。他知道她胃寒，每天早饭总有一碗糯糯的小米粥；她随口说喜欢槐花，他第二天就摘了满满一篮子，给她蒸香喷喷的槐花饭；她病了，他比自个儿病了还着急。他就这样，一点点暖了她。
红珍嫁了。没有鞭炮喧天，只是两家人简单吃了顿饭。她搬进了老刘窗明几净的家。
新家的院子不大，但阳光足。老刘在墙角种了月季、凤仙和一小畦葱。日子忽然就舒展开了。老刘心细，过年时，腊鱼腊肉挂满了屋檐下，钵子菜炖得咕嘟咕嘟响，满屋子都是诱人的香气。年过完了，儿子们的汽车后备箱里，还让老刘塞得满满当当。
老刘是家里的“定盘星”。儿子们的风波曲折，总要他亲自压阵；孙辈的小病微恙、择校迁学，乃至新居里每一块砖瓦的安放，都浸润着他妥帖周至的照拂。
更难得的是，老刘主动把独居的婆婆接来同住。婆婆来时心里惴惴的，老刘待她却极自然。有一回婆婆病倒在床，两口子轮流伺候了一个月。婆婆拉着红珍的手老泪纵横：“红珍啊，娘对不住你……从前是娘糊涂……你是好人，自然能遇上好人……”
老刘给红珍买了养老保险，金银首饰也一件件置办起来：沉甸甸的金链子，雕花的银镯子，水头不错的玉坠子。他不懂什么品位，只挑分量足、成色好的。他把这些摆在她面前，搓着手憨笑：“往后缺啥，就跟我说。” 零花钱更是从来没断过。
最让红珍宽慰的，是亲戚和儿子们都真心实意地接纳了老刘。大儿子回来给他带好酒，爷俩能就着一碟花生米喝到半夜。小儿子在深圳安了家，第一个电话打给老刘：“爸，您跟妈啥时候来住些日子？房子都收拾好了。”
过年过节，家里热闹得像开流水席。前头男人的妹妹常来，有一回打趣道：“老刘哥，你这手艺快赶上饭店的大厨了。瞧这一桌子菜，快把桌腿压弯了！”
红珍的婶子来串门，看她腕子上的银镯子，颈子上的金链子，望望厨房里忙碌的老刘，压低了声音说：“你呀，是苦尽甘来了。要我说，那武大郎和武松，你都算睡过了。”
红珍脸上发热，心里却像揣了个暖炉，暖意漾到四肢百骸。
两个儿子相继成了家。大儿子在浙江开服装厂，红红火火；小儿子去了深圳的大公司，前景看好。红珍不到六十，已经有了四个孙辈，两男两女。儿媳都孝顺，常带着孩子回来。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笑声像清脆的小铃铛。
西天的霞光褪尽了，天色转成一片柔和的青灰灰。老刘在屋里喊：“吃饭了！”声音沉稳有力。小孙子扔下积木跑进屋。红珍慢慢站起身，捶了捶愈发富态的腰。
槐花的香气还在空气里淡淡地飘。她想起村里老人常说的话：人生就像三节草，三穷三富过到老。谁也不知道哪一节长，哪一节短；哪一节甜，哪一节苦。年轻时她不懂这话，如今才明白：只要熬过最苦的那一截，甜头，说不定就在下一个路口静静地等着你呢。
晚风微凉，带着青草气拂过她的脸。她转身不再看暮色，一步步安稳地走回屋里。桌上的饭菜正冒着热气，那是人间最平常，也最踏实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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