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董仲舒如此咬牙切齿地愤恨当时“循而未改”的制度，但我们一般知道的是，汉初可是历史上有名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时代，不仅各个皇帝都玩廉政爱民，甚至汉文帝大手一回直接免除了农业税——中国到现在才免除农业税几个年头？
如果说汉初的政策对农民还算不错的话，那董仲舒又何以敢说田租过高百姓苦不堪言？换言之，如果董仲舒说的是真的，那如今没有了土地的农民，都跑去哪了——我们现在可不是秦朝，大狱里现在还没那么多人。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看法，中国古时候的经济繁荣，最终都会转化成人口的膨胀，然后在一场天灾中风吹雨打去。当连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后，全国的户籍人口一定会暴涨。但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老天的怜悯之上的。我们现在每到粮食收获季节，央视就在讲实现了连续多少年的丰收与产量攀升，这是建立在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之上的。而古时候的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并没有能保证粮食稳定收获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描绘这么一幅图景：一户农民，因老天爷给面子皇帝给生息，土地连年丰产家里小有了点余财，于是多添了几件家具多生了几口新丁。但突然流年不利生了旱灾，于是不得不将家中积蓄尽数耗尽，从而勉强度过了荒年。这时候，新的一季播种时节到了，你要如何搞到新苗呢？家里能换钱的东西已经尽数变卖了，卖儿卖女……也是一种方法，但说真的，卖不出好价钱。因为卖家肯定少不了，而这一堆父母也真的没有食物去喂养儿女，留在家里也不过饿死，在有钱人家做仆说不定还能吃点儿东西。这根本是个买方市场。
说来说去，一家农户里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土地。并且这东西肯定也是不愁卖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土地卖了也确实有了钱去添新苗，但没了地，种哪呢？
没有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大概是三条路：去给地主当佃农，种地交租；卖掉儿女之后顺手再把自己卖掉，也去做奴仆；入山林落草为寇。
在这个场景里，起颠覆作用的远不仅仅是灾荒年景。家里有人生病、儿子入京读书考试等等一切急需要用钱的事情，都会成为摧垮小农经济家族的导火索。而另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慎已经掉入这个陷阱里了，那终其一生基本不存在重新获得土地的可能——只可能越来越穷，不可能越来越富。除非你进京赶考的儿子中了榜名回来——但隋朝之前可是举孝廉入仕的。
农民从来没有社会保障，天灾人祸又总是发生，于是这种土地兼并总是不可抑制地发生并膨胀。
“休养生息”生息的从来不是普通老百姓，而只是地主。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的所谓“休养生息”，本质上都是想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更多的利益。讲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想想史书上歌颂文景之治所谓“贯朽粟陈”、“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虽然有过分解释的嫌疑，但家给人足也不过可以吃饱的程度，未见得有多少余粮——国家的粮仓里满到全是陈米，国库里穿钱的绳子都朽烂断掉——为什么那些米不是在百姓家里而全在粮仓里呢？而钱都烂在国库里了，没有货币流通，人们如何交换所需要的物资？虽然文景之时铸币权是下放给民间的，但原因正是因为汉初时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天下间流通的钱就那么点，你屯起来是个什么意思？
……呃，上面这一部分我重读了一下，发现问题很大错漏极多……汉初的货币制度是非常复杂的，著名的贾谊、贾山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有兴趣你可以找论文研究一下。至于我上面写的这一点东西，你就当是瞎话吧。
不管皇帝政策如何，天下的百姓过的都是同样的生活，不过是“总也吃不饱”与“偶尔吃了一顿饱”的差别而已。而且土匪、佃农与奴隶这三种人总会越来越多。
这种土地兼并或许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朝轮回的内在原因之一。新的王朝建设者每到一个地方，措施不外乎搞死当地土绅士豪，然后给农民分土地。所谓“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新的王朝建立，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土地又稳定而不可逆转地被兼并，直到人民都无地可种尽是土匪奴隶佃农，然后又一个轮回。
而这种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自身没办法对抗风险，而社会也没有保障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古老的井田制或许是一个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真正出现转机应该是在化肥被发明之后吧，当农民能够使自家产粮食不那么靠天吃饭之后，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也稍微有了一点点起色。哦，这是我胡说，没有数据跟历史事实支撑的。
不过说回来，人类真的要感谢哈伯跟博施，3H2+N2=2NH3这个反应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生产了多少粮食。虽然这玩意儿最初是德国搞不到做火药的硝石而大力支持的吧……
回到汉初来。
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但真的没有人意识到吗？
其实早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并且也提出了个解决方案。这个人叫晁错，这个解决方案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其言辞通达论述严密，还被选上了《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就是《论贵粟疏》。
这晁错对目前的问题看得很清楚，文中也有写到：
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就是说，农民即便再如何辛勤劳作，仍然不能保证自己能有稳定的收入。而一遇到不测之风险，就得卖土地鬻子女——土地卖给了谁呢？只能是能搞兼并的地主们了。
晁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这么个方案：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总结起来，其实是这么个意思：下一道政令，告诉百姓们，快去多种粮食去，如果你种的多，上交给国家之后就能给你封爵位，还能用来免罪哦？
这个爵位制其实也是承袭秦帝国来的，并不像后世各种“爵爷”那么高不可攀。这个爵位制度分二十多等，分别有不同的好处，这还是商鞅当年搞出来激励生产跟打仗的政策。
好了，我们回头看晁错这个政策。然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你是想让农民通过交粮食来得到爵位，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还可以激励人民去种地从农。但普通农民要从什么鬼地方搞来足够换取爵位的粮食啊！有能力交粮食的还不是那些通过兼并土地获得收益的地主土豪？这算重农？这明明是刻薄农民！
如果究其根源，我们会发现，晁错这人其实是把整个问题的逻辑给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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