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万祥口述 张健整理）1949年5月，甘肃武威的麦子刚抽穗，15岁的我还在地里帮家里拔草，就被国民党兵抓了壮丁，塞进卡车一路往西，最终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车轮滚滚中，我扒着车边望家乡，心里又怕又恨——这一去，不知啥时候能再见爹娘，更不知道等待我的是啥日子。
到了部队，我成了最年轻的兵，每天练队列、扛步枪，却连枪里的子弹都没摸热过。
私下里，老兵们都在传：“要变天了，咱们说不定能到共产党的部队去！”
我听不懂啥叫“变天”，但我知道，国民党部队里吃不饱、穿不暖，当官的还总打骂士兵，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 真正让我觉得“要垮台”的，是起义前那场奇怪的集会。
那天全营在操场集合，当官的站在高台上讲话，身后的士兵扯着国民党党旗往旗杆上挂。
绳子是拇指粗的麻绳，平时拉着升旗都稳稳的，可那天刚升到一半，“咔嚓”一声，绳子突然断了！党旗像块破布似的，轻飘飘落在地上，沾了一层灰。
全场瞬间安静了，连当官的都愣住了。我站在队伍里，心跳得飞快——这是不是“天意”？
国民党连自己的旗子都挂不住，还能撑多久？身边的老兵悄悄碰了碰我：“看见了吧，这日子长不了，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那一刻，我攥紧了拳头，心里第一次有了盼头：要是真能换个部队，我一定好好干，将来说不定还能回家见爹娘。
后来我才知道，陶峙岳将军早就和共产党秘密接触了。
那些天，部队里的气氛越来越不一样，当官的不再随便骂人，连伙房的窝头都比以前大了些。
我们这些小兵私下里更盼了，每天睡前都要聊：“共产党的部队是不是能吃饱饭？会不会让我们回家？”
1949年9月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没响，营部的通讯员却挨班敲门：“都到操场集合，有重要通知！”
我赶紧套上打补丁的军装，跑到操场列队。
“我们起义了！从今天起，我们将脱离国民党！......”当带队的军官喊出这句话时，操场先是静了一秒，接着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有的老兵激动得扔了帽子，有的抱着战友哭，我也跟着喊，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掉——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高兴：我再也不是国民党的壮丁了。
1950年1月，我们部队接到命令：进驻石河子，开荒造田！那会儿的石河子哪有现在的模样？放眼望去全是苇湖和戈壁滩，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冬天的雪下得有膝盖深，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没有房子，我们就露天扎营。晚上，大家把行李铺在雪地上，周围点上几堆柴火，天当被、地当床。
柴火的光映着雪，亮得能看见远处的狼眼睛——夜里常能听见狼嚎，吓得我紧紧挨着老兵睡，可老兵却说：“别怕，狼不敢靠近人多的地方，咱们是来开荒的，将来这里要种麦子、盖房子，狼都会被赶跑！”
我裹着薄棉被，听着柴火“噼啪”响，心里却暖烘烘的。虽然冷，虽然苦，但我知道，我们是在为自己干活，为新疆的老百姓干活。
那年春天来得晚，4月的石河子还飘着小雪，我们却迎来了“宝贝”——从前苏联进口的坎土曼。那坎土曼是纯钢做的，刃口磨得雪亮，铲起土来又快又省力，比我们之前用的铁锨好用十倍。
我第一次拿到坎土曼，在空地上试了试，一铲下去就挖了个大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们分成小队开荒，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直到天黑才收工。我年纪小，力气不如老兵，却不肯落后，别人挖一亩地，我就早起半小时、晚睡半小时，慢慢也能跟上进度。
地里的石头多，坎土曼撞在石头上“叮当”响，震得手发麻，我就用布把手腕缠起来，接着挖。
种麦子的时候更忙，我们用坎土曼开沟，把麦种撒进去，再用脚把土踩实。看着一行行整齐的麦沟，我仿佛看见了金黄的麦子，看见了丰收时战士们的笑容。
有次连长路过我们班负责的庄稼地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干得不错！将来这石河子，会因为你们这些开荒兵，变成好地方！”
后来,我们起义部队开始整编，我们有了统一的番号，我也成了正式的解放军战士。我们的帽徽上有了一颗红色五角星,黄军装胸牌上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我和起义战士们无比自豪。
我把五角星擦得锃亮，胸牌别在最显眼的地方，走路都忍不住抬头——这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
有次在街上遇见老百姓，他们看见我胸前的牌子，笑着打招呼：“解放军同志，辛苦了！”
我第一次觉得，当兵是件光荣的事。
虽然还是没和爹娘联系上，但我不再孤单——身边的战友都是亲人，石河子的土地就是我的新家。
我常常拿着坎土曼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天山想：要是爹娘知道我现在是解放军，在新疆开荒种地，一定会为我骄傲。如今几十年过去，石河子早已成了戈壁明珠，高楼林立、麦田成片。
每当我带着孙子去石河子广场，看见“军垦第一犁”的雕塑，就会想起当年雪地里露营、钢坎土曼开荒的日子。
从国民党壮丁到解放军战士，从被迫离家到主动扎根，我亲历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也见证了石河子的新生——这一辈子，能赶上这样的时代，能为新疆的建设出份力，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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