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辅导，估计不少的人觉得很不值得一提，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什么校外辅导、家教辅导、心理咨询、考前培训等等等等，较为普遍。而在我的记忆里，这个辅导，那个辅导，莫过于“父亲的辅导”。
我的父亲识字不多，扁担大的“一”字也认不了几个，但是，他从来不以长者的身份、或以训斥的口吻对待任何人，而总是以独特的方式来帮助和引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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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会儿，对读书写字没什么兴趣，对读书的意义、目的更是没有概念。只知道我的书包里很简单，除了一只铁皮文具盒、崭新的语文和算术俩课本外，便是方格子和带线条的两本作业本。但是，就是这简单的书包里，却装满着父母亲对子女的希望。每当晚饭后，父亲便动作娴熟地点起美副灯，或者煤油灯（当时称之为洋灯），我也打开作业本，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开始温习功课，开始抓耳挠腮、捞精费神地做起家庭作业。而父亲呢，只要有空，也总是伸长脖子，凑过头来，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做作业。有的时候，他还像个家庭老师，一会儿指着语文课本上的拼音，口里并不标准地领着我读着“a、o、e、y、w、u ”，或者“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一会儿指着我的算术作业本提示我“1+2=3、2+1=3”，或者“4-2=2、5-2=3”之类的，并不时拿起橡皮，擦去我作业本上的差错之处。看着父亲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也总是认认真真地按时完成任务。就这样，在父亲的精心陪伴下，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走向了社会。
虽然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就是情商也是特别的好，人缘关系更是相当的不错，1979年时，父亲的亲自选址、亲自设计、亲自动手，建造了当地独一无二的玻璃厂——魏村公社玻璃厂，并担任了厂长。正式投产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很少在家休息。不过，每半个月一次，父亲总说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要把职工的思想引上正路，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把玻璃产品质量搞上去，才能把这个社办工厂搞好。因此，要求我给他写个报告什么的，按照他的要求，也总是利用晚上时间完成撰写报告的任务。这还没完，父亲非得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将报告读给他听，还必须用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语调，且不能带有令人厌恶的“哼、哈”口头禅，直到他点头满意为止。
我不明白，父亲他为什么要经常性地召开职工大会，而且要我为他写、读会议的报告。直到十年后的1989年在异地邻乡工作才知道父亲的一番良苦用心：他是在辅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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