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51天《公孙丑下 凡十四章》4.14

《孟子》学习第51天《公孙丑下 凡十四章》4.14

原文阅读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字词注释

[1] 休：地名，在今山东滕州北，距孟子家约百里。

[2] 崇：地名，不可考。

[3] 师命：师旅之命。

译文参考

孟子离开齐国，居住在休地。公孙丑问道：“做官却不拿俸禄，合乎古道吗？”

孟子说：“不。在崇，我见到了齐王。回来便想离开齐，不想改变主意，所以不接受。接着齐国有战事，不能请求离开。长久地留在齐国，并不是我的志向。”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的这段对话发生在离开齐国后暂居休地时，弟子公孙丑对其“仕而不受禄”的行为提出疑问，问做官却不接受俸禄是否符合古制。

      孟子通过两点回答阐明立场：首先说“不受禄”的深层原因。孟子在崇地见到齐王后，发现齐王对仁政缺乏诚意，已萌生去意。他拒绝俸禄，并非遵循古制，而是出于对自身原则的坚守——既然决定离开，便不再接受俸禄以保持政治选择的纯粹性，避免“受禄”与“去志”的矛盾。这体现了孟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孟子能“十万之禄，脱屣而去”，也彰显了“超然不屈”的品格，这在战国时代尤为难得。

      其次是孟子“久于齐”的无奈处境。他虽想离开，但恰逢齐国遭遇战事。孟子认为此时请辞不合道义，他选择暂留履行责任，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担当。这种“久留”并非违背本心，而是对道义与现实的平衡，既保持原则又不失责任感。战国时期诸侯征伐频繁，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常与秦、楚等国交战。孟子所言的“师命”，可能指向齐宣王伐燕（前314年）等军事行动。儒家虽反对不义之战，但在战争爆发时仍主张尽责安民。

        此时孟子已年逾六旬，历经多次游说失败，他在齐国虽被尊为客卿，享受丰厚待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但始终以行道为志，不为利禄所动。程颐曾评：“孟子去齐，全是不忍舍去之意。然既不可留，则洁身而去，此圣贤出处之正也。”（《二程遗书》）他既保持“圣贤出处”的原则性，又兼顾现实处境的灵活性，这种“不欺其心”的精神境界，正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典范。孟子通过“不受禄”划清与权力交易的界限，又以“久于齐”展现现实关怀。这一事件成为理解孟子“义利之辨”思想的关键案例，说明儒家在仕途选择中更重视道义而非物质利益。孟子这种“道尊于势”的态度，成为后世儒者对抗专制皇权的精神资源。

背景知识介绍

在矛盾冲突中彰显人格修养的境界（节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肯定人格修养之于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体在人格自我提升方面的潜力，并且为人规划了人格修养的目标和路径。在波澜不惊、平淡如常的生活中，去践行道德规范或许并不困难，在矛盾冲突、艰难困苦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操守，才能真正彰显人格境界。面对人生的矛盾冲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来帮助中国人在人生紧要关头做出抉择。

一、对义与利的取舍

义与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朱熹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面对“义”与“利”之间的冲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

（一）先义后利 重义轻利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追求的是道义，小人追求的是利益。孟子亦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努力追求善的人就是舜一类的人，努力追求利的人就是蹠一类的人，舜与蹠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生志向的不同。可见，在儒学的视野中，有道德修养的人一定会把“义”摆在优先位置，即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反之，“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即随波逐流，追求财物，只想保全自己的身体，持这种价值取向的人只能被归于常人的行列。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儒学推崇的是在清贫中依然能够坚守内心志向的人。例如，孔子曾这样赞赏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颜回所“乐”为何？他乐的是吃不饱、穿不暖、居无定所吗？当然不是，他乐的是自己在如此困窘的生活局面下，仍然没有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孔子自身也是这样的人，孔子自我评价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儒家先哲看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不仅对提升人格修养有意义，而且对为人处世、治国理政都有益处。孔子讲：“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即在做事的过程中，如果被眼前的利益迷惑住了双眼，那大事就办不成了。孔子还讲：“放于利而行，多怨。”即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如果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容易招来别人的怨恨，影响人际关系。

      对治理国家来说，亦是如此，例如，《孟子》一书开篇所记述的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就涉及先义后利对国家治理的意义。当梁惠王问孟子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时，孟子批评了梁惠王的这种治国思路，孟子认为，如果治理国家以利益为导向，便会导致上上下下都只关心利益，君主反而会因此失去最大的利益。如果以利益为主导来治国理政，必然会导致争夺混乱。无论是从道德修养本身来看，还是从追求长远的事功来看，儒学都倡导把仁义放在优先的位置。

儒家认为，要想做到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应该从自觉克制自身不必要的欲望入手。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欲望过多，那么在人格修养方面便很难达到较高的层次。例如，《论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人向孔子提到“申枨”这个人，说这个人具备“刚”的品质，孔子却并不认同这个评价，他不认同的理由是因为“枨也欲，焉得刚”，孔子认为申枨这个人欲望太多了，所以不相信他能够做到刚正。关于欲望过多会干扰人格修养这一点，孟子亦十分认同，孟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在这段话中，孟子表达的看法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一个欲望不多的人即使善性有所丧失，也不会丧失太多；反之，一个欲望很多的人，善性即使有所保存，也不会保存太多。孟子的这个理念，后来在林则徐那里具化为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广为流传。

的确，人的欲望往往需要外界来满足，而要让外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得不向外界妥协，进而便会影响到道德修养的提升。既然欲望泛滥会干扰道德提升，那么，面对利益的诱惑，应该如何遏制内心的欲望呢？孟子这样来劝导人们，他说：

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既然追求的是仁义，就不要再去羡慕别人吃得好了；既然看重的是拥有道德名声，就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穿得好了。

        在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儒学认为在提升道德修养的征途中，人不仅应该节制不必要的欲望，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还须拿出“舍生取义”的勇气，如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荀子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面对义利之间的冲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谓是儒学对其所倡导的义利观的最坚决的贯彻。儒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中华民族坚守气节和操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等学校适用》，唐明燕 编著，中华书局，2023年3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