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克果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责任。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忧郁症。由于得了忧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场阶级的谅解，所以很早就成为受人唾弃和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耻笑世人，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

祁克果，看到教会和一般大众都对宗教问题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和知识是水火不容的。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对哲学问题日益感兴趣。27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批评了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万能玩弄幻象的做法。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的哲学思考的思想家。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找寻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祁克果认为人是什么呢？对他而言，描绘人和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界唯一重要的事，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且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

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从前有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的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的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它比喻成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只箭是什么材料做的”，“他沾了什么样的毒药”，“他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够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这对于他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

祁克果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他的意思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那么信仰呢？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此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希望他爱你。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到，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及时在七万英寸深的海上能保有我的信心。

祁克果创造存在的，主观真理和信仰这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

祁克果所说的人生三阶段理论是，他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是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要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和空虚的感受，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这个人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

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道德阶段的特色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抉择，这种态度有点像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遵循道德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的过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和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很令人害怕的事，但这确是得到救赎唯一的途径。而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