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夏天，大概下午六七点的样子。火车驶入一个弯道，这使得整列车厢像一个臂弯，将拖起长长尾巴的夕阳，从西北高原两山之间的谷地揽进来。顿时，一条一条的亮光让车厢里生出许多暗角，也给空调吹出的冷气掺入丝丝暖意（我怕的不是冷，而是冲着骨头，一环套一环的寒气），一直活跃却只有借助光线才被我们看见的尘埃，一粒赶着一粒，在盲目的浮动。此时，如果你坐在暗处，目光里的冷暖都会跑出来。
夕阳穿过小女孩的刘海、脸庞和肩头，滑落在她们身旁的行李箱上。行李箱是在离终点站还要四十多分钟的时候，被小女孩从铺位下边拎出来的。在我注意到她们的时候，她们正双手扒着车窗，一棵、两棵、三棵的，清点跑向列车尾部的树。
看着她们，不由在心里把其中一个换成了我——虽然我没法追问和她们一般大的那个我，是不是喜欢像她们那样，拖着行李箱，往来于老家与她们爸妈所在的城市，但我可以想象，我一定喜欢拥有这样一只行李箱。
如果，这只行李箱除了装得下换洗衣物和假期作业，还能装点别的，比如像百宝箱那样，想啥来啥，一定会成为每一个远离母亲的孩子，睡觉时放在枕边的宝贝。
“你说我妈这会在干嘛？”一个问另一个。
“给你们做好吃的呢。”我说。小女孩转过身看我一眼，没表情也没说话。
想妈妈吗？我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想。”迟疑的语气像是她们也拿不定主意。然后，望着窗外，不再数树，也不再说话。
犹记得我妈当年回娘家的时候，太阳好像落得格外慢，而且有点异样——漫过瓦缝落在院子里的太阳，似乎泛着一种白。平常按时来去的太阳，那一天像被谁绑住手脚了，磨唧着不愿离开。我想知道这种印象来自哪里，可是，记忆除了丢给我这么一个背影，什么都说不出来。其实，那时候的母亲很少出门，能记得的分离差不多就是一年回几次娘家。
我忘记在那里看到的一篇文字，说丢下自己的孩子出来做月嫂或其他工作的母亲，每当夜深人静想孩子时，会偷偷流眼泪，有的还会自己打自己耳光。现实生活给人的无力感，有时真的像深渊。有的苦容易掩饰，也只能掩饰，可是这些被我们忽视的痛，戳着母亲的心。
在我的老家，爷爷那一辈的亲戚，他家儿媳妇在九十年代初离开家和两个孩子，外出打工，至今没回来。有一年春节，我和母亲去看这位伯父，怎么说呢，一进院就是那种可以想见的酸楚。两个孙子的吃喝拉撒都是伯父在料理。孩子从两三岁长到七八岁了，老二智力稍有缺陷，是个鼻涕虫。我妈问伯父，他们的妈妈还没有消息吗？站在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大，听到这话悄悄抹起了眼泪。
我不知道在大人面前哭泣的孩子，如何一边期盼母亲，一边长大。但我知道，父爱或母爱的缺席，给孩子留下的伤痕会尾随一生。或许，这是一个连生活都不能怪罪的命题。我也只是偶尔想起孩子眼里的凄苦与孤独时，希望返乡的高峰早点到来。但愿，你在梦里落脚的村庄，就是明天重回的故乡。
如果，村里的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小媳妇多起来，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母亲，就会在回乡的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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