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世界真的越来越商业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信赖感更多而暴力现象更少的地方，这也并不是说，商业本身就是增加世界信任感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说，靠它本身就足以创造信任。除了新的工具，还必须有新的规则。我们或许可以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创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类似《圣经》里的“金律”、法律条文、尊重私有产权、民主的政府、公正的法庭、信贷、消费者权益、福利国家、新闻自由，对道德的严谨教诲、版权、不朝桌子吐口水的习俗和以及总是顺着马路右边开车的惯例，有了这些规则，诚信安全的商业才有可能行得通，正如有了诚信安全的商业，浙西规则也才逐渐形成。
头一回跟西方人遭遇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或南非的柯一桑原住民不光没有钢铁和蒸汽，也没有法庭和圣诞节。当然，实施新规则，往往能叫一个社会先于竞争对手享受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优势，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他们的道德生活。放眼世界各地，既有利用良好规则妥帖的维持公民生活的社会，也有不乏以恶劣制度孽待公民的社会。良好的规则鼓励交换和专业化，恶劣的规则鼓励横征暴敛，耍政治手腕。在本书稍后的部分，我会指出，政府的错误性质，有可能是一个导致国家长期贫穷的灾难性因素---我最好的例子便是中国的明朝。如今的津巴布韦要先确立起更好的规则，才能建立更好的市场。这里，我还要指出，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比用矿产资源、教育体系或基础设施等为指标更准确。曾有人采样了127个国家，经济自由度较高的67个国家人均收入是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的4倍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后者近一倍。
几年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无形财富”研究，试图衡量教育，法治和其他类似无形因素的价值。它把自然资产（资源，土地）和生产资本加起来，然后衡量还剩下了马上东西能解释每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它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能利用的无形资产平均是墨西哥人的10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人一迈过国境线，生产力就立刻翻了差不多4倍。他们接触到了更平稳的制度，更清晰的规则，受过更好的教育的客户、更简单的表格--诸如此类的东西。“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世界银行断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人口的技能高，维持经济活动的整套制度的质量好。”另一些国家的无形资产则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甚至还可能是负数。以尼日利亚为例，它在法治、教育和公共机构诚信度方面的得分极低，连丰富的石油储备量都没有让国家富裕起来，。
所以，我把人类进步的风火轮归结到交换和专业化的逐步发展上，也有可能是找错了对象。兴许，交换和专业化只是表象，而非症结，有了制度和规则的 创新，才实现了交换。例如，反对报复杀人的规则，必然有利于社会安定。懂得“己所欲，施与人”这条规则之适合用在慈善上，而不拿它当报复杀人的借口，显然是人类文明的极大突破，把复仇这件事交给国家，让国家通过适当的程序代表你去行驶正义，显然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古希腊悲剧《额瑞斯特斯》和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和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教父》和《肮脏的哈里》也是一样的）都是以对同一主题的纠结打动了整个社会
：人人都同意法律惩处好过互相寻仇（虽说这样一来少了精彩的好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并习惯遵守法律，放弃死刑。
这些都一点不假，但我认为，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在社会中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进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了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法律。中世纪商法的故事就是这样：英格兰几位擅长制定法律的国王，比如亨利二世和其子约翰，基本上就是把从事商贸活动的子民在布鲁日、布拉班特和维斯比跟陌生人做买卖时业已通行的规则确立为文法。确切的说，所有的普通法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舍默和三个朋友刚开始进行横穿美国的自行车比赛时，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只有后来逐渐积累了经验，他们才制定了应对意外事件的一系列规则。
故此，尽管公共领域的制度创新家和私人领域的技术创新家同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专业分工乃是两者的关键。专门为整个部落制造斧头令你有了时间，资本和市场来设计更好用的新斧头，同理，成为专业的自行车赛手，你才得以为自行车比赛制定规则。人类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的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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