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因果录》
王锷，唐代中期官员。
王锷早年是湖南团练营将，后因结识宰相杨炎、唐宗室嗣曹王李皋而得以升迁。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时，王锷奉命抵御，因功而累次升迁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
广州当时是对外贸易港口，本地及海外人口混居，所以往往只能征收贸易税而土地税却非常少。王锷在岭南时，统计考察当地产业并相应征税，收入大增。但除了上交国库、进献供奉外，剩余的全都归入了他的个人腰包，西南海外各国船舶贸易的利润也被他全部没收。
王锷自己还每天用十几艘小艇，带着犀角、象牙、珍珠、海贝等特产出境，循环不绝，最终他的家财比官府府库还多。王锷在岭南八年，又用巨额财富结交京城权贵，许多京城权贵更是因他而富。
王锷善于敛财也善于理财，他熟悉账目、精于财会，军队、官府所用的竹木碎屑从不轻易抛弃；每次宴会都将剩余物品收藏起来留作后用，但也有人说他将剩余物卖了自己获利。
此前，河东只有步兵三万，骑兵六百，府库消耗巨大。后来王锷赴任时，逐渐填补亏欠，而且将步兵扩充到五万、骑兵五千，财用丰足。所以，王锷也因能力出众而不断升迁，直至宰相级别。
时间一久，王锷害怕自己的贪财敛聚招来批评诽谤，于是主动上交了两千万缗（音民，一缗为1000文铜钱）给朝廷。宰相李绛上奏说：“王锷虽然对国家有功劳，但却不得人心，这样做恐怕天下人会以为宰相之位是可以买的！”不过唐宪宗还是认为王锷有功且善于理财，驳回了李绛。
公元815年，王锷去世，时年76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尉。王锷一生荣显，财富与名利兼收，富贵与善终并存，人生无灾无难，可谓相当惬意。
但故事的转折点，是在王锷去世之后。
王锷之子王稷，常以家财贿赂达官贵人，而且不告诉王锷就自行其是。王稷又在京城大兴土木修建豪宅，而且修建夹墙洞穴来贮藏巨额财富，许多高官沉溺于王家的游玩宴请而不怕非议。王锷去世后，王稷又被家奴上告，说他更改父亲的临终遗表，隐瞒吞没所进献的钱财。但朝廷最终没有追究。
公元822年，王稷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奴仆、姬妾赴任德州刺史。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贪图王稷财物众多，且李全略有意叛乱，于是在无冤无仇的情况下，将王稷及其他随从全部杀死，并掳走王稷未出嫁的女儿充作妓妾婢女。王稷满门上下，仅余一个5岁的儿子王叔泰，被人隐藏而得以幸免（多年后才发现）……
顺便说一句。
如果史书中没有附上王稷的故事，后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王锷贪敛巨额财富却一生荣显善终？是世道不公，还是因果落空？可看完王稷的故事，我们不禁要深思：非分之财，以不法手段获取，能享用多久？不善而享福之人，他们的后来或后代还安全吗？
民国时期高僧，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曾说（末学试译）：“作恶获福之人，是宿世的栽培深厚。如果不作恶，则福报更大。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没有立即受冻挨饿，是因为他的金多。倘若日日如是，纵有百万之富，不几年就家败人亡，像扫地一样丢失干净。”
“作善遭殃之人，是宿世的罪业深重。如果不行善，则祸殃更大。譬如重罪之人，没到行刑，又立小功。因为立功较小没有完全赦免，只是改重为轻。如果能天天立功，以功多且大的缘故，所犯之罪完全赦免，又封侯拜相、世袭爵位，与国家共享福禄。”
当然，还有一些人并不相信宿世因果之说，认为应当及时行乐。那么，即便不信个人的前世来生，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即便只在乎现世安乐、眼前得失，难道就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安乐与得失？那些只求以财富遗留子孙，却不注重以阴德福报传承后世的人，难道就忘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与安全吗？
为自己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为子孙计，但积阴德，留作后福。
（史料选自《旧唐书·王锷传》）
（史料选自《新唐书·王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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