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一个电影，反映香港黑社会，名字就取为《和为贵》。黑社会未必读《论语》，但这反映出“和为贵”溢出文人圈，几乎影响到了所有华人的思想。
这一章，文字上的障碍不多，但思想上的障碍不少。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礼”，在古代和现代用法上有了重大差异。
古代的“礼”包含了现在“礼”的用法，所谓“礼仪”“礼貌”是也。但在古代，“礼”更多的是“礼法”，所谓“尊卑上下”。当日的礼法，是一种等级制度，有强制性。过去的“礼法”对应现在的“法规”，“违礼”几乎等于现在的“违法”，是要受到惩罚的。“礼之用”，就相当于“法之用”。
“和”，和顺从容的意思。张居正解这句说：
礼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级隆杀，一定而不可易，其体固是至严。然其为用，必和顺从容，无勉强乖戾之意，乃为可贵。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规。然欢爱也要浃洽，这才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为礼之所贵者也。
礼贵于和，则宜无不可行者。然也有行不得的，这是为何？盖所谓和者，是在品节限制之中，有从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
——《张居正论语直解·学而第一》
吕淑湘《书太多了•霭理斯论塔布及其他》一文，讨论人类学的概念塔布。塔布就是英文 taboo，现在的翻译为“禁忌”。摘录几段如下：
因为虽然有些塔布已经变成成文的法规，可是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执法队伍来执行，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遵守塔布的习惯做后盾。
塔布相当于中国“礼俗”的消极的一面。
礼和俗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是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不应该做什么或如何做，后者就是塔布。礼俗之外还涉及迷信。
“礼之用，和为贵”，也是因为不如此，“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执法队伍来执行”。
但是有子立马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不讲原则，但求“和”也是不行的。
在《人之本》一文，我提到，“有子”“曾子”是《论语》中始终“以子配姓”孔门弟子，所以学者认为是这两位或其门人，最后编定了《论语》。注意这章又是有子的话。这章的内容，与孔子的话有相通处。
如《子路第十三》有：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乡人皆好之"，必然是“和”，但孔子说“未可也”。原因可能就是怕此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的结果。如果“以礼节之”，应该是“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孔门高足，尚且在这个问题上有此疑惑，无怪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阳货第十七》）孔子虽然提出来乡愿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定义。这章的“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或者可模拟之。
在《应世然后应心》中，我说，子夏的话与前章孔子的话，几乎一一对应，“子夏的话仿佛是落实老师的话。”
《论语》“礼之用”的前一章为：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的话，与此不相连属。如果非把“孝”当做“礼之用”的一部分来读，那“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倒像是在反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不主张这样理解。所以我认为这两章是不相关联的两章。
但是有子的这话，何以不编在“乡愿”后，来作为有子对孔子的补充呢？
“礼之用”之后，下一章还是有子的话：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本文不对此多做解读，引出是想说明，它与“礼之用”，也是不相关联的。编撰者是有意把有若的话集中起来，所以才不把此章编在“乡愿”后的吗？或者我读出的有子与孔子思想的相通处，其实是理解错误而产生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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