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个是封建残余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新秀，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互相弹劾？争论变法？亦或是水火不容？
都不是，这位资产阶级新秀为封建残余代表写了本传记，没有讽刺挖苦，而是理性公正地讲述他的是非功过，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
这就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它不仅仅是一本传记，更是乱世中两个伟大人物的对话，对于那个变法图存的时代的回首与感叹。
1、 替李鸿章说话
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非常统一：卖国贼！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30几个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均由他签署。
而梁启超却在开篇就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只有平庸的人才无功也无过，别人不会评论你，因为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
要知道，梁启超可不是老好人，他曾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痛斥其：“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可是，他却为李鸿章鸣不平：“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彼时外敌虎视眈眈，内部四分五裂，各人心有算计。能够在如此危难的时候，向内致力于洋务运动，打造兵工厂，筹办了煤矿企业和钢铁企业，组建水师；向外与列强据理力争、成为中国外交“第一人”。
时局如此，非李鸿章一人之过，而换一个人居其位，也不见得会比李鸿章做得好。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对于“谤满天下”的李鸿章，梁启超却敢于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称其一句“伟人”，也足以见梁的胸怀。
2、 直指李鸿章弊病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罪不在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而是他思想守旧：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
世界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变革都已经摆在了家门口，但是李鸿章却依旧存侥幸之心，以为学一些皮毛就能把列强赶回去，依旧维持清王朝。
就像“马拉火车”，早在1875年，李鸿章就提出兴铁路以利工业，但朝廷认为修铁路必定会伤及龙脉，于是严词拒绝。李鸿章便想到用骡马拉火车的主意，建成唐胥铁路后由骡马拉运，不会发出太大噪声，自然不会破坏龙脉。
纵使机械再先进，使用的人依旧是陈旧思想，又有什么用处？
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他一生都是糊裱匠，守着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东贴西补，却徒有其表。他被数千年的思想习俗义理所困，无法自拔。他是封建传统中兢兢业业的忠臣，却救不了效力的王朝，救不了自己。
3、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梁启超为何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想法，给李鸿章如此高的评价？
我想，除了他对于时局、政治的了解，还有一份懂得。
处于同一时代，梁启超知道守在这个位置去平衡各方势力有多难，知道在当时李鸿章一人平息了多少纠纷和动荡。
历史课时，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遭遇枪击事件，一只眼被打瞎，日方怕谈判生变故，便减了1亿赔款。李鸿章听到后，特别激动地说：“那把这只眼睛也给你，再减1亿吧！”
虽然不知事情的真伪，但是能感受到这位老人对于国家贫弱的无力，和想要争取、维护的心。
他一心发展北洋水师，在交涉筹资、图强的同时也要应对同僚的弹劾朝廷的猜忌，时不时地接受背后的刀子，显赫一时却也酸楚自知。
他是一个实干家，对于军队的整治，军心的振奋，与外国的斡旋，与同僚的争斗，向慈禧的献忠都透露着他的精明能干。
可是对于这局势，他终究有心无力，一生秋风糊裱匠。
而梁启超知道他的难处，知道他的才识，但受思想所累，只能画地为牢，以失败告终。
梁启超懂他，所以不忍过于责备，因为懂得，所以心生慈悲。
这是乱世之中，两个伟大人物的神交，一曲英雄惜英雄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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