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讲“作者”和作家，不然你也太情感化了点。

什么叫的人才叫“文豪”？什么样的作者叫才称得上作家是？什么才称得上是诗人，心灵的洁精，每日一个感悟就是就叫好文了吗？虽然说这个可以促进你的成长，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也太情感化了点吧！

  在2015年11月27日我在入选的一本杂志中《中国作家》看到，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推出《作家与写手》的这篇文章中谈到：300多年前，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布瓦洛曾说过：“如果把写作当作一种赚钱的手段，成为一个受雇于书商的‘阿波罗’，他就拒绝了一切尊重和敬意。”今天，当我们认真地品味这句话，仍然觉得颇有切中时弊的痛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尖锐地指出：“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完全当成卖钱的商品，那它必定是低级趣味的、粗制滥造的。

　　我以为在当今的“写作行列”里，起码有两种人，一种是作家或作者，另一种是写手。写手有一套熟练的文字技巧，有结构故事和情节的成功套路，有大致相同的描写环境和人物的公式，对所有的题材似乎都驾轻就熟，需要什么角色、语境、场景……

现在开始谈谈“作者”和“作家”

  就日常生活的语境来讲，“作者”与“作家”在语义上所指不同，作者的外延更广，可以代指一切文本的创作者，而“作家”往往代指文学文本的创作者。

就情怀来讲， 题主在问题描述里提到了米歇尔·福柯的著名文学评论文章《作者是什么》。为了尊重这个问题，就应当将其放置于文学理论尤其是福柯话语理论的视阈中加以讨论。

那么，就福柯而言，作者是被动的，作家是主动的；作者是在抄写，作家是在创造；作者失去了反叛性、独立性，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作家一方面是表达自我、抒发性情，无所顾忌的反叛者，另一方面是主动塑造生命可能性、使得生命诗化美化的苦行僧。

1.文学性（这就段扯远了）

像我第一段所说，讨论“作者”、“作家”的区别，实际上是在讨论文学作者和一般作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在讨论对“文学性”的鉴别。“文学性”来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针对“文学是什么”这个人类难解之题提出的概念。莫斯科学派的罗曼·雅各布森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得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而什克洛夫斯基随即提出“奇特化”（更广为人知的翻译是“陌生化”，但我更倾向于“奇特化”的翻译），认为文学的实质在于不断更新我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把人们从狭隘的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习以为常的惯常化的制约，不再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方式，进而使得我们的生活达到更接近美感与新奇感的状态。

当然，对于文学的特性，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抱着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非要做个硬性规定，我喜欢伊格尔顿的一句话，“当我读火车时刻表时，如果我不是为了查询车次，而是在思考现代生活中的速度和复杂性，那么，我就是在阅读文学。”

2.从福柯“人之死”到罗兰·巴特“作者之死”

到罗兰·巴特的著作在阐述语言结构的随意性及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提供类似的分析。在《神话学》 1957年书中分析大众文化。《论拉辛》 1963年在法国文学界造成轰动，使他成为敢与学院派权威相抗衡的人物。

巴特和福柯是同时代人，都是身为同性恋的大师级人物。二者在“主体”的一系列表述上也有内在联系。其实尼采的“上帝死了”才是鼻祖，福柯在权力·话语关系、知识型的更新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人之死”的命题，而巴特更进一步，认为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丧失了对作品意义的统治。这条脉络中很明显包含着对控制着“意义”的权力进行反拨和批判的态度。

3.福柯理论体系中的“作者”

福柯一直执著于对理性的僭越、对西方历史、思维的固定模式进行清算，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也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从早期《疯癫与文明》中理性-疯癫维度拉开帷幕，完成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转化，经历了话语理论、权力理论、主体理论等阶段。但在福柯的论述中，文学作为具备特定内涵的独特的文本-话语形式，一直是福柯借以观察种种现象、事件的重要工具。

福柯的文学观念变化趋势：作为疯癫的文学——作为权力话语的文学——作为自我持存的文学

而题主提到的《作者是什么》，正是福柯在第二阶段——“作为权力话语的文学”中的重要论述。

    作为疯癫的文学。这类作家具有一种暴君-革命者式的气质，表达自我、抒发性情，是酒神世界无所顾忌的气势磅礴激情汹涌，充满了践踏规则、唯我独尊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在福柯《疯癫与文明》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昂扬的激情式的控诉与反叛，在拜伦式的英雄主义笔调之下，其思想内容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借悲剧作家和艺术家的疯癫与谵妄发出了反抗与呐喊。这里的“疯癫”是尼采式对于理性和道德的双重抗拒，一种对于正常秩序与固定状态的背离，一种对于启蒙准则的嘲讽，即一种“非理性”的体验。

    福柯所列出的从萨德、荷尔德林、马拉美再到阿尔托的一系列名单，是一条文学主线，也是“现代文学”的大致模式，福柯将这类文学称作“反话语形式”，在现代社会，作为疯癫的文学艺术恰恰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和自由的呼唤，文学艺术成为了一面反叛的旗帜，成为了革命性的生力军。疯癫由于其特殊的梦幻性和谵妄性，得以打破现实秩序开拓新时间新空间，所以文学艺术作品就会“显示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现实世界非但不能够通过表现世界自身的艺术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反而会在越界的疯癫语言面前受到质疑，从而世界通过疯癫的中介，不得不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在文学艺术作品面前被褪去伪装，承认自己有罪。

  可以理解为，这就是福柯所认为的第一种“作家”

    作为权力话语的文学。这类作家占据着一种囚徒-学童式的地位，更像是“作者”而非“作家”。他们是规训社会的监狱群岛中被无形锁缚的自我忏悔者，处于种种话语的围剿之中，一板一眼地引述并彩排着被权力-话语机制所拟定的剧本台词。

    福柯认为西方文明经历了知识型的断裂，到了现代以后，“人”作为一个学科主体出现了，但是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权力系统。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在文学活动中同样受到权力系统的规约，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受规训权力系统检查的一部分。书写本身在现代规训社会之中就是一种被凝视的对象，是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机制之内相对自由的囚徒。话语充满了规训权力的极权色彩，成为了一种构成语言、构成主体的话语。而当这种权力话语把人文学科的知识语言架空，文学话语也彻底成为了匿名性的无主言词。

    简单说，文学作品失去了表达个人见解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只和规训它的整个话语体系保持着臣服的联系，只能从监狱群岛的话语字典中引用对于事物模糊不清的固定言语。作者不再是一个特定的主体，而被抹除了个性、人格，简化为了一种功能，“他仅仅是话语的参加者，他仅是把某些言论按照一定的框架收集到以作者名字命名的话语之下。”卑微化的作者完全沦为了一台生产文字的机器，只需要将种种在社会中流动的文字语言符号记载即可；要么宣扬某种权势的口号，这类作品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且还是判断性的，权力彻底垄断了文学使之成为附庸。”这就是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要表达的——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被取消了，凡是作品中体现了社会上普遍风习和时代精神的地方，作品中的权力话语就完成了对“作家”的谋杀。

    失去了反叛性、独立性，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这个权力不仅仅指政治），这样的人就只是作者而不是作家。

    作为自我持存的文学。这类作家呈现一种苦行僧-隐士式的态度，不断地关注自身、关注现时，使自身审美化艺术化从而逃脱权力的规训体系，这些作家不仅仅要指出自己存在的特征，更要去厘清自己存在的由来以及新的生存前景，通过把人自身制造成艺术品，来解除束缚自身的规训权力，得到僭越的自由快感。这是紧随着“作者功能化”而产生的文学自我塑造的唯一出路，福柯的《何为启蒙》正是在“关注现时问题，关注在这一时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即关于“现代性态度”与“自我本体论批判”的问题。这不仅是“文学的复归”，更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期望的“道德的复归”。

    文学写作作为一种主动、自由的实践，是进行生命体验和自我塑造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构建、自我创新、自我审美化的方式，只要写作者自觉地隐逸于总体化权力-话语体系之外，避免对于现实镜像话语的再现式抄录，就有可能创造独特的美学艺术风格，从而脱离外在权力的控制。就像希腊人的性节制是建立于自由之上而非是对压抑的解放，作为自我持存的文学同样要保持一种自由环境下的主动选择。逃脱了权力的规训，文学全部的目的都集中于如何使自己得以呈现为艺术化的存在，使得自己摆脱任何规则即便是最温和的规则束缚，文学的功能，就是去建构一个“身体”。这具被建构的身体，就是尼采在酒神艺术中所发现的身体，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被捏制、雕琢。写作正是一种通过改变自身而使得生命诗化的、充满美学意义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标明生存的外部界限的僭越可能性的尝试。而不是你的日记，更不是你简简单单的总结，那样的你——作者“文字”很很显然就成为了你的一种工具，就像一台摄影机一样，从你来到世上的那天起，到你离开那一天，它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那样的规训。

    这是福柯所认为的第二种“作家”，也是文学的必然归宿。

所以没有所以，我只是被逼着被一只黑猫赐予的，佩戴这个离题的身份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