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八月，正德皇帝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非要御驾亲征。
这时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立了大功，可结果呢？不但没被奖赏，反而遭小人诬陷。
“佞臣们认为功劳落入王阳明之手，所以对他心怀妒恨”。
面对这种屈辱，王阳明忍气吞声，巧妙周旋，终于化解了这一场由皇帝的闹剧引发的危机。
阳明的弟子曾讲，“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起兵平叛不难，难的是对付张忠、许泰这些嫉妒他的奸臣。阳明自己也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我这个‘致良知’的学问，是从多少次死里逃生、千难万险中悟出来的啊！”
在被张忠、许泰这帮人刁难的时候，阳明退居西湖畔的净慈寺。
感受到直道之难和虚名空虚的王阳明，心中涌起了模仿北宋林逋隐居湖畔深山的念头，而吟出了袒露其内心情感的《西湖》一诗。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
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
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
这首《西湖》的大概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很早就知道这世间正道难行，我又怎能还去追求虚名，早定下了迁居孤山的计划，种点果树、搭个茅屋，这种简单日子反而容易过上。
阳明以“宿净寺”为题写下的四首诗文，其中第三首，原诗是：
“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
“百战归来一身伤病，再看眼下的局势更让人发愁。老道别问我出仕还是归隐的计划了，我早已买下了桃花洞里的春天。”
王阳明……表达了自己不为眼前时事所愁，自得孔子对颜渊所讲述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的行藏之教，寻求桃源之乡而居的心境。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是《论语》中的话，是说能出来做事一定能有成就，不能出来就自己保持自己的操守，能做到的只有孔子和颜回。
话虽如此，但王阳明仍然深深忧虑着天下大事，自认为根本没有隐居弃世、悠然自适的空闲。
平叛过程中王阳明遭遇的诬告、猜忌与生死考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沾染了功名利禄的外面世界，跟自己内心那个“良知”的声音，常常是拧着劲、对着干的。
正是这种“百死千难”，促使王阳明将“良知”从道德本体升华为应对现实危机的行动指南。
如果没有军事实践的淬炼，他那个“致良知”的学说，很可能就只是思想家在书房里琢磨的理论，很难真正练就那种“知行合一”的真功夫和深境界。
嘉靖元年二月，阳明之父王华逝世。
阳明按规矩回家守孝，又因为“身体十分不好而养病”。
嘉靖三年，阳明守孝即将服满，来向他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嘉靖五年十一月，他的幼子王正億出生了。
他自己讲“老年得子，实出望外” 。
嘉靖元年到五年，是阳明集中讲学的时期。
在这五年当中，他基本上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只是赋闲在家，专心完善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致力于良知之说的扩展与传播。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田州有个叫岑猛的土官造反，朝廷派兵打了几次都没搞定，终于又想起了王阳明。
于是，任命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和另一个官员姚镆一起去处理广西思恩、田州的事。
此时，阳明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但在朝廷的敦促之下，阳明还是启程前往广西。
到达广西后，阳明迅速平定叛乱，嘉靖七年七月初十，阳明向朝廷汇报了征剿八寨、断藤峡的实况，并为各有功官员、土目请功。
广西战事结束以来，阳明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他屡次上疏，请求朝廷允许他回到原籍养病，却得不到允许。
阳明的疾病越来越重，他迫切地想要回到故乡去延医调治，因此，他不再等待朝廷的批复，而是将公事托付于右布政使林富，随即从南宁坐船返乡，顺水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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