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兼之牙痛又发作，怎么也看不好。据夏志清讲，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旧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八九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浪女”之意，该是何等狼狈！
夏志清教授后来提及此事，痛心疾首。
也有张传作者不解：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她这时收入已经不低，为何不去找私人医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健康成了问题，朋友们辗转相告，都很忧心。大家认为，张爱玲长期独居，过于封闭，且起居无规律、饮食简单，人也就老得快。
10年前，张爱玲曾经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哈佛研究生司马新。司马新因为选了《海上花列传》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夏志清向张爱玲请教，与张爱玲建立了书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张爱玲朋友们的行列。
此时，司马新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1988年，他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名医，答应可以给张爱玲看一看。不久，司马新收到张爱玲来信，说已经看好了病，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
医生的诊断是，以前大概遭遇过跳蚤，但两三年前就没有了，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敷了药就好。张爱玲说，用药过后“奏效如神”，现在已经找到房子定居了。
朋友们这才放了心。
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坚决否认了“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但是，这三年间惊人的搬家次数，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反应。
在张爱玲治疗期间，水晶在《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张爱玲病了！》，以唤起各地张迷的共同关注。可是，张爱玲并不领情，怪他泄露了个人隐私。水晶只能叹息：“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
“跳蚤事件”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张爱玲又遭遇了“垃圾事件”。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
没过几天，张爱玲又从一家汽车旅馆写信，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在这里，她住了有大半年。
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是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相当整洁。不过，价格也够昂贵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房间，是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家具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ZHANG。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
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
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后来曾与台湾明星演员赵文瑄有过一段“姐弟恋”，不过，当时还只是一个“文坛新人”。
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刻意学过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就写信去给张爱玲，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
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类似的信件，到了张爱玲手里就如落进太平洋”。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诗人痖弦约定，算是由报社派遣，前去采访张爱玲。
戴文采找到了张爱玲住的公寓，向管理员提出，要租住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
一连等了十多天，那房子才空出来，她立刻入住。
她并不想打扰张爱玲，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张爱玲出现。只要看见人，也就达到了目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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