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海清
急诊室的住院部都是临时床位。不多几间病房病人总是满满的。
走了一位，立马就又住进一个。
为了安全，疫情期间不准家属和病人随便进出。不到几百米的走廊除了护士还有医生来回穿梭的身影。病人基本是在床上，精神状态好的病人下床走走 ，大多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或高或低呻吟着。
医院的气氛除了沉重还有一种压抑。
每空出一个床位就有一个新的病人推进来，大家会带好口罩心里猜测新病友的病因。
见不到阳光的房子是不能判断早晨还是晚上了。房间里的灯通宵都亮着，时间就这样以三餐和轮番的打针输液进行着，疼痛使病人睁开眼睛就抱怨度日如年，如果能睡得着过的还快些。
午饭吃过，进来一个个子不高，壮壮的男孩子，三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裹身的红色上衣，或许是抱着一大堆东西的缘故，黝黑的皮肤愈发涨的红紫，两只眼睛急急地，有点怯怯的扫视一下屋子。把东西撂在地上出去了。
家住北京的白老太太，一改往常的礼贤恭让，鄙夷的看了一眼年轻人。屋里没有人招呼，也没有人帮忙。一会儿几个护士推进来一张床，如果不是半张脸和蓬乱的头发露出来，几乎看不出床上有人。接着几个医生跟了进来。
听说这个病人是救护车送来的。
医生护士都忙碌地为病人装监护，量血压，输氧气，手忙脚乱的状态确实让人心生紧张。
所有醒着的病人眼睛不时的看向那里。人活着没有不生病的。但在死亡和疾痛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那一刻即使不认识，也在为他们祈祷，希望每一个病友都活蹦乱跳地互告再见。
红衣男孩留下来陪护他的亲人了。他们的床位在靠墙的地方。这使他出来进去总要客气地和每个人打一声招呼。不自然的点点头，或者姐姐、阿姨的称呼一声。肥大的裤脚显得脚步慌乱，浑身不自在。
人有时候不是别人在意了你，而是你太在意别人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过分的礼貌近乎讨好，但也确实能引起陌生人的好感。
小张开始帮他打水，屋里的人开始关切地和他聊天了。
病人是他的母亲，生病好长时间了，前不久从医院出来，这次病重了，不得不又住进医院。
红衣男孩帮助母亲用过晚餐之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啃了几片面包算作一顿晚餐。病人有医生护士照顾，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日常生活能力极差的男人，和他的外表一样笨拙。
“看出来，他是照顾不了别人的”。大家都这么说。
这个结果很快就被验证了。
“你就气我吧！你就专门气我的”！
这声音嘶哑破碎，带着怨气和哭腔，从墙角传到每个刚有睡意的病人的耳朵里。
“我，那有啊，妈，让我慢慢来”。
红衣男孩的声音很低，很着急。
“我很着急的，那有时间让你慢慢来，弄个便盆有这么费劲啊！”老婆婆的声音很大。索性坐了起来。
小张是屋里睡的最晚的一个，见状急忙开灯去帮忙。
老婆婆凌乱的头发粘在头皮上，一个绝望的人从眼里是看不出来的，木然，呆板，痛苦都刻在这张枯瘦黝黑的脸上。
幸福的女人是相似的，不幸的女人万般不幸。
早晨五点就有护士抽血，量血压来了。
值夜班的护士眼睛熬红红的，告诉红衣男孩今天要做的检查项目。红衣男孩口里答应着，面部僵硬。双目无神的坐在椅子上。他知道，这些检查不能做了，因为父亲和姑姑让他的母亲出院。
家属的想法让医生惊愕，在家属没有决意要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们照旧按照他们的计划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
600百毫升的水从肺里抽出来，还没有抽干净，老婆婆瘦小的脊背抖动着，红衣男孩背转身哭了，像个孩子。无奈、心疼、这只是旁观者的感觉。
“一定要出院吗？”我有一种冲动，好像这句话应该说出来。
红衣男孩走进我说:“姐，我妈得的是肺癌，家里没有钱再给她看病了，我爸和我姑让她回家养着。”
“那你呢，你说话不算数吗？”
“你们是北京人报销也多，花不了多少钱。”
……
大家七嘴八舌，有出主意的，有报怨指责的。
红衣男孩哭了，他没有能力成全自己的孝心。
在医生的惋叹声中，在病友的同情的目光下，那位昨天救护车送来的病人，今天下床自己走了。一件黑色宽大的上衣罩住了腿。步履蹒跚。
活着，更多的是去忍受，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二零二零年冬天（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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