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062:闵公元年·“必也正名乎”的遗憾

《春秋》观义062:闵公元年·“必也正名乎”的遗憾

孔子很喜欢同自己的弟子闲聊。有一次，子路问老师。如果有一天，卫国国君邀请您去治理这个邦国，您打算从哪些事情做起呢？

当时的卫国，同闵公元年的鲁国差不多——乱得像一锅粥。卫出公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的父亲原本是合法的卫国继承人，因为谋杀南子而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去世，卫出公成为卫国国君。彼时，他逃亡在外的父亲正要求回国继承君位。

孔子坦白告诉子路——“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正名分了！

这话不要说子路怀疑了，放在今天，我们也会怀疑。哪个新官上任会没有三把火呢？于卫出公而言，“正名分”说白了就是整治自己。为自己的“老板”卫出公打工，第一件事就是整治老板——正名分。难怪子路脱口怀疑自己的老师做事不靠谱、不合时宜。

孔子讲了自己的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从“大道理”来讲，治理邦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泰民安。国泰民安表现为礼乐兴、刑罚中、民安康，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名正言顺。从“小道理”的角度讲，君子首先要独善其身，而君子独善其身的标志是“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敬谨自己所言，没有丝毫的苟且。

还有一层，孔子没有讲，名正言顺哪里仅仅是邦国治理的问题，分明也是一个邦国国君的身家性命所系。要知道，春秋时代，诸侯国君绝对是个“高危行业”，短短二百四十二年里，被弑杀的诸侯国君就有三十六位。

闵公元年，鲁闵公八岁。他当然意识不到诸侯国君这个“行当”的凶险。他可能不记得，自己的爷爷鲁桓公早年不明不白死于齐国。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鲁庄公过世后不久公子般被弑杀的事儿。正是由于这个同父异母兄长的被弑杀，刚刚八岁的他，才有机会被推选到鲁国国君的位置上来。

八岁的鲁闵公没有孔子所讲的“名正言顺”的见识，也没有这样的器量，这也注定了处在刀光剑影中的他的悲剧命运。

（一）原文

元年春，王正月。齐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冬，齐仲孙来。

（二）白话试译

闵公元年春，周历正月。齐国出动军队救邢国之急难。夏六月辛酉日，鲁国为鲁庄公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当年秋八月，鲁闵公同齐桓公在落姑进行了会盟，就鲁国的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当月，逃亡于陈国的季友回到鲁国。当年冬，齐国仲孙到鲁国来访问。

（三）观义

庄公三十二年冬，狄人侵犯邢国。次年，也就是闵公元年春的周历正月，齐国出动军队救邢国于急难，展现自己作为东方大国的大国担当。

同年夏六月辛酉日，在过世后十一个月，鲁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特别是合法继承人公子般被弑杀后，鲁庄公终于入土为安，被鲁国公门推选的新君鲁闵公启方主持安葬。这一年，鲁闵公仅有八岁。

八岁的鲁闵公不失是个明白人，或者说鲁国公门之内，毕竟还是有明白人的。这一年秋八月，鲁闵公同齐桓公在落姑结盟，就鲁国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同齐桓公达成一致。结盟后不久，逃亡在陈国的鲁大夫季友回到鲁国，成为新一任鲁国执政班底的核心成员。

至此，八岁的鲁闵公没有做过一件糊涂事儿，甚至有些做法还可圈可点。问题是，他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孔子所讲的“必也正名乎”。

自己的准前任公子般之所以被弑杀，说到底问题也出在这个“必也正名乎”上。

按照当时的惯例，“子承父业”并非是唯一的传国方式。鲁隐公与鲁桓公的交接棒就属于典型的“兄终弟及”，只不过鲁桓公没有耐心等到自己的长兄寿终正寝，暗暗上了点手段罢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子承父业”与兄终弟及两者都合法，两可之间的时候，自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谁能更好地推动邦国发展，谁就是合法的继承人。

公子般是子承父业的代表，与之并行的，鲁桓公的儿子公子庆父，作为过世的鲁庄公的弟弟，因为才能卓著、年富力强，也是当之无愧的合法接班人。愿意誓死扶助公子般执掌鲁国的季友率先对支持公子庆父的公子牙上手段——用一杯毒酒要了公子牙的性命，公子庆父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果断派人要了公子般的性命。此后，公子庆父顺利逃亡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

鲁闵公成为鲁国国君后，自己的准前任公子般当初面临的难题并没有消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公子庆父仍然活着。相对于鲁夫人的嫡长子公子般而言，鲁闵公的母亲叔姜只是齐女哀姜的陪嫁，出身更为卑微。此时，在鲁闵公心目中，能够仰仗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逃亡在陈国的鲁大夫季友。问题是这个当初在鲁庄公面前表示誓死扶助公子般执掌鲁国的季友，在公子般被弑杀后，选择了逃亡陈国。

简而言之，鲁闵公面对的仍然是当初公子般面临的难题，倚重的仍然是公子般当初倚重的力量。八岁的他，怎么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呢？危险正一步步逼近，悲剧正悄然酝酿，这一切正逐渐从偶然变为必然。

《春秋》记载——“冬，齐仲孙来”。《左传》更为详尽地记载了齐国的“隔岸观火”，仲孙回到齐国后向齐桓公报告“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桓公更关心的彼时鲁国能不能被拿下——毕竟自己刚同八岁的鲁闵公见过面，象征性地玩过“过家家”的游戏。所幸仲孙还是有些见地的，他认为鲁国的根本是周礼，当时，鲁国的根本还在，暂时还很难覆灭。

八岁的鲁闵公试图用自己手中的资源解决鲁国面临的问题时，他不知道，自己和鲁国已经成为齐人眼中的资源。

今天，我们当然无法苛责一个八岁的孩子，要求他去躬身反观自己的名分问题，去以退为进求一个“名正言顺”，甚至去祭起大义名分的大旗，争取周天子和周边诸侯国的支持、认同。问题是，彼时难道“鲁无君子”吗？包括闵公所倚重的季友在内的鲁国公门就没有人意识到“必也正名乎”吗？

一百多年后，孔子感叹“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只要再稍稍优化、改变一点，鲁国的政治就合乎道了。问题是，就那么一点点的优化与改变，于强弩之末一般的闵公团队与鲁国而言，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