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演绎之恩恩怨怨

历史长河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演绎之恩恩怨怨

回顾整个历史又或者整个人类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仅仅是财富集中与财富分散历史乐章的一部分。

当然，资本家已经履行了创造性的历史职能:如他们用许诺分红和支付利息的方式，集合人们的储蓄变为生产资本;他们对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进行投资，并合理分配利润。

结果是一大批商品如潮水般从生产者手中涌入到消费者手中，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信条付诸实施，为商人辩护，主张听任货物自由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因为比起产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员配备、以及无视供求规律的做法，发挥商人的作用能使社会大众在食物、居所、舒适与享乐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

与此同时，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竞争的激励以及所有权的热情和兴趣，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因为天赋和对技能的自然选择，几乎所有的经济才能迟早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相应的报酬；民主的原则支配着这个过程，因为大部分物品的生产、服务的提供，都取决于公众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法令。

同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遗余力地奋斗，他的产品也会不断地精益求精。

因而，凡此种种说法，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对产业垄断、价格操纵、交易诈骗和不义之财的弊端充满着抗议和反对的声音?这些弊端一定很古老，因为在上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十多个国家都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的情况:

经济由政府组织经营。大部分的耕地属于国王，劳动者从交付给皇家仓库的农作物中获得定额的口粮。因为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配额的运送和分配全记录在案。在首都乌尔(Ur)当地、在拉格什(lagash)、在乌玛(Umma)，数以万计的记载着这些内容的泥板文书被发现。……对外贸易也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实施。

在巴比伦(约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法典曾规定了牧民和工匠的工资，以及医生做手术的费用。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ies，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0年)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比如农民被告知要去耕种哪些土地，种植什么作物;他的收成要由政府指派的抄写员计量和登记，要在皇家的打谷场打谷脱粒，最后由农夫人接人地组成队伍，运输到国王的粮仓。

并且，政府拥有矿山，并霸占着矿石。

它将油、食盐、纸草和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国有化。

所有的商业都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大多数零售业，也都掌握在代理销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

银行业是政府的垄断行业，但是它的运营可以委托给私营行号。

每一个人、每一份产业、每一道工艺、每一件产品、每一次销售，以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规定了要交的税额。

为了记录贸易和收入的课税，政府要维持一大批抄写员，以及一个非常复杂的关于人头和财产的登记系统。

课税系统的收入，使得托勒密王朝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国家。

大的工程事业完成了，农业得到改进，一大部分的利润被用来开发和建设国家，以及被投资在文化生活上。

大约在公元前290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和图书馆建成了。

科学与文学蓬勃发展，在托勒密时代的某个时间，一些学者将摩西五经中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翻译成了希腊文。

然而不久，法老们挑起了开支昂贵的战争。

在公元前246年后，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酒池肉林，使国家的行政权和财政权都落入那些想尽办法从穷人手中攫取每一个硬币的流氓手中。

一代复一代，政府的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罢工的人数和暴力程度不断增加。

在首都亚历山大，民众得到各种恩惠，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场面，但他们因为受到庞大军事力量的监视，不允许在政府中表达意见，最终都变成暴民。

此后，农业和手工业因为缺乏激励而衰退，道德日渐解体，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秩序才恢复。

罗马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的统治下，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插曲。

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群众的不稳定状态,同时又面临蛮族入侵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在公元 301年颁布了《平价法案》(Edictum de Pertiis),该法案谴责囤积居奇，反对通过垄断哄抬物价，并对所有的重要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

同时广泛建设公共工程，保证了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粮食免费分配或低价卖给穷人。

政府—— 已经拥有大量的矿山、采石场和盐池—— 几乎把所有重要的行业和协会都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并且，文献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国家都是强大的雇主……它的强权笼罩着私人产业，无论如何，后者在一切事务上都受到苛捐杂税的压榨。”

当商人感到朝不保夕时，戴克里先解释说，野蛮人已经在我们的大门外徘徊，个人的自由必须被搁置起来，直到集体的自由得到保障。

不过，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

是在恐惧外来攻击的前提下而产生的。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危险是成反比例的。

对于戴克里先那个不断膨胀、既费钱又腐败的官僚体系而言，从经济上事无巨细地控制人已证明是太困难了。

为了支撑这种官场局面——军队、法庭、公共工程以及失业救济——税赋逐渐增高，以致于人们失去了工作和赚钱的动力。

一边律师来帮助别人寻找偷税漏税的方法，另一边法官又制定新的法律以防止逃税行为的发生，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成千上万的罗马人为了躲避税吏，越过边境逃到蛮族人那里寻求庇护。

为了制止这种难以控制的流动，并确保监管和税收，政府又颁布法令，要求农夫不得离开他们的土地，工人不得离开他们的商店，除非他们能先把欠债和税款缴清。而这种做法，加上另一些原因，开启了中世纪的农奴制。

其实，中国也曾经尝试过几次国家社会主义。

司马迁在公元前145年告诉我们，为了防止私人“保有他们独占山泽之利，不让下层阶级自生自灭”。

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实行了土地资源国有化，拓展了政府在运输和贸易方面的权力，提高所得税，兴建公共工程，包括能够连通河流和灌溉土地的运河。

同时，国家囤积了大量的商品，当价格上升时就出售这些商品，在价格下降时就购进更多。

所以司马迁说:“这样将会阻止富商和大店主获得巨大的利润，……国内的物价也由皇室控制。” 【《史记·平准书》记载:“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据说，一时之间，中国的繁荣前所未有。

之后，汉武帝死后，“不可抗力”的天灾与人祸相接，迫使这项改革实验终止了。

洪水与干旱交替爆发，造成了悲惨的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到无法控制。

商人们抗议高税制,因为这会纵容懒惰和无能者。

穷人受生活费用高涨所困，也加入到富人的行列，吵闹着要回归到旧制。

有人甚至建议要将这个新制度的发明者下油锅烹煮。

随之，改革措施被一个个地取消了，几乎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后来有一位中国哲学家皇帝(王莽)要恢复这些改革。

王莽(8-23年在位)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士大夫，一个文学赞助者，一个对朋友和穷人仗义疏财的巨富。

他篡位之后，环侍其左右的皆是文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饱学之士。

他把土地收归国有，将其平均分给农民，并且取消奴婢制度。

像汉武帝一样，他也试图通过平准的办法来控制物价。

他规定以低息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

那些因为他的改革而利益受损的集团，阴谋要联合起来将其推翻。

这些人得到了水旱灾害和夷狄入侵的帮助。

富裕的刘氏宗室带头反叛，杀死王莽，废除他制定的法律。一切又都恢复旧制了。

1000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宰相(1068-1085年)，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

他认为:“国家应该把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期给予劳动人民帮助，使其不至任由富人鱼肉。”

他用低息向农民放债，使他们摆脱了债主的盘剥。

他通过贷给他们种子和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等他们收获后再归还政府。

他兴建大工程控制洪水，并借此防止失业。

每一地区都指定有专人来负责管理工资和物价。

商业被国有化。

国家向老年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发放救济金。

科举制度(它决定知识分子能否做官)也进行了改革。

为此，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说:“学生们扔掉他们诗词歌赋的课本，并开始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那么，是什么让这次改革失败了呢?

首先是税赋过高，以供养政府日益膨胀的官员系统。

其次是每户一丁的募兵制，以应付蛮族的入侵。

第三是官场腐败，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要在私人豪夺与公共贪污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

以王安石弟弟为首的保守派声称,腐败和无能使得政府管制各个行业行不通，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依赖于人的自然冲动的制度。

那些富人因为自己的财富受到高额税收的剥削，商业又被政府垄断，于是倾尽自己所能，在变法中抹黑新制度，阻挠新制度的执行，直到新法被废除。

而且，这场反对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不断地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

当又一波严重的旱涝灾害发生时，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彗星，于是天子罢黜了王安石的相位，废除了他的新法，并召回反对者让他们当权。

其实，历史上已知的持续时间最长久的社会主义政权，是由印加人(Incas)于13世纪在今天被称为秘鲁的地方创建的。

印加人的权力，主要是立足于普遍的信仰，即地球上的君主是太阳神的代表，所以他有权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

通过普查，一切物资与个人及收入都被登记在册;专业的“驿员”利用优越的道路系统,维持着对于统治这片广大领土不可或缺的交通网络。

每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并且他们似乎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状，因为它能带来食物和安全的保障。

并且，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533年秘鲁被皮萨罗(Pizarro)征服为止。

而在南美洲的另一侧,沿着乌拉圭河两岸,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大约在1620-1750年之间，150个耶稣会士组织了20万印第安人，构建了另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执政的神职人员几乎管理着所有的农业、商业和工业。

他们允许每一个年轻人在他们教授过的行业中选择职业，但是要求每一个体格健康的人每天工作八小时。

他们为土著提供娱乐休闲，安排体育运动和舞蹈，以及组织千人大合唱的演出，他们还训练管弦乐队，来演奏欧洲的音乐名曲。

他们还担任教师、医生和法官，并且设计了一部废除死刑的刑法典。

从所有记载来看，当地人都是温和的，且对现况很满意，当他们的社会被攻击时，他们都竭尽全力地捍卫它，他们所迸发的热情和能力让袭击者都感到惊讶。

1750年，在葡萄牙割让给西班牙的领土中，包括了7个耶稣会信徒所建立的定居点。

有一个四处流传的谣言说，这些殖民地的土地中含有金矿,所以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坚持要立即占领该地区。

葡萄牙在当地的总督是庞巴尔(Pombal,当时与耶稣会士不和)，下令让神职人员和当地居民离开定居点，经过印第安人的一番抵抗后，这一实验寿终正寝。

在伴随着德国新教改革而来的社会动乱中，几个反叛领袖提出了基于《圣经》的一些共产主义的口号。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一个牧师，号召人民去推翻君主、僧侣和资本家，建立一个“精致型社会”，它的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大家共有。

他招募农民组成军队，用《福音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激励他们，并带领他们去战斗。

最终的结果他们被击败了，5000人被杀害，闵采尔也于1525年被斩首。

受过闵采尔教诲的汉斯·胡特(HansHut)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组建了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再洗礼派社区，几乎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约1530-1622年)。

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也带领一群再洗礼派的人,占据了威斯特伐利亚的首都明斯特。

并且在那里，他们维持了十四个月的共产主义政权(1534-1535年)。

十七世纪，在克伦威尔(Cromwell)的军队中，有一个叫作“平等派”(Levellers)的团体，曾徒劳地请求克伦威尔在英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在王朝复辟期间，社会主义的煽动力一蹶不振，但是当工业革命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时—— 比如雇佣童工、女工，工作时间超长，工资低廉，以及工厂和贫民窟容易滋生职业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高涨了。

随着时间的演变，卡尔·马克思(Karl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7年发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是1848年)，成为这次运动的大宪章，而1867年到1895年他们所发表的《资本论》，则等于是这次运动的《圣经》。

他们期望社会主义首先在英国发生，因为英国的工业是最发达的，并且已达到集中管理的阶段，政府的介入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足够长寿，没能惊奇地看到共产主义首先在俄国爆发。

为什么现代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诞生?是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还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多少大工厂可以很容易地转为由国家控制。

虽然好几个世纪以来，农民的贫困和知识分子的反叛著作为起义铺好了道路，但是农民在1861年已经摆脱了农奴身份，知识分子也已经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这正好与政府管控一切的思想相反。

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能是因为沙皇政府在欧战中战败，并因为战争和政府的低能而蒙羞;俄国的经济已经崩溃混乱，农民携带武器从前线返回家乡，同时，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Trotsky)受到德国政府的安全保护，平安地回到俄国。

与此同时，之所以俄国革命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他国的攻击。

因而，人们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围攻情况下的自然反应——在秩序和安全恢复之前，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自由。

所以，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

也许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

现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正在恢复个人主义的激励机制，以使得这个体制拥有更大的生产动力，并且允许她的子民拥有更多的身体上和知识上的自由。

同时，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与之相关的过程，它借助于类似于半社会主义的立法,通过“福利国家”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来限制个人所得。

反观，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不忠实弟子: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获胜而结束。

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

而且这种协调现象，西方世界已经很明显地在进行。

西方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逐年上升，私营部门的比例在不断下滑。资本主义保留了私有财产制度、自由企业制度和竞争激励机制，货物产出充沛，商品供应无虞。

让上层阶级不堪重负的高税收，使政府能在自我限制人口的情况下，为教育、卫生和娱乐方面提供前所未有的服务。

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

因此，地球是个村，大家都是村里人，更是一家人，最终的最终，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

我是 @别具一格格，爱文字爱分享爱创作。

正在码字创造人生，

岁月孤苦，唯热爱可抵漫长，

期待与你相遇，学习，进步与成长。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次分享见。

期待关注，让你每天收获一篇优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