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青少年的一些问题，禁止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并非好的解决方案
在富裕的国家，年轻人比过去更听话，但也更不快乐、更孤独
一个拿着滑板的年轻人在洛杉矶圣莫尼卡大学门外逗留，不远处，一群人正在校园警察眼皮底下吸食大麻。年轻人的头上“乌云密布”，不过不是因为大麻，而是因为烦恼。他为助学贷款、就业困难烦恼，甚至害怕自己会落得无家可归。“我不想显得太过紧张”，他补充道，但是机器人正在占领人类的工作岗位。这个年轻人既不抽烟，也不怎么喝酒，相比父母一辈，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更加蔑视，年轻人解释道。
这一代年轻人在行为和思考上，确实与过去不同了。这种转变可以在绝大多数富裕的国家看到，从美国、荷兰到韩国，都不例外。有些国家，这样的变化已经开始了很多年，但过去几年中，变化加速了，并且不是所有变化都是好的方向。
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青少年更少喝醉了。他们第一次喝酒的年龄也变大了。澳大利亚第一次尝试酒精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从1998年的14.4岁，增加到现在的16.1岁。即使他们开始饮酒，也更多是浅酌，而非猛灌。在英国，16-24岁的人中，有1/5根本不喝酒，酒馆每年减少1000家左右，夜店的情况更糟。过去，年轻人愿意结伴出去喝一杯，或者吃点什么，贸易集团特许零售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Licensed Multiple Retailers）主席Kate Nicholls说，现在的情况正相反。
毒品也不那么受到青睐了。欧洲药物和药物成瘾监管中心调查显示，1999年以来，15-16岁之间尝试过吸烟的人数呈减少趋势。从没有使用过任何致幻剂的青少年比例呈上涨趋势，包括酒精、烟草、大麻、吸入剂、镇静剂等。在瑞典，完全不喝酒的青少年比例由2003年的11%增加至2015年的31%。在冰岛，这个数字更是由23%增加至惊人的61%。在美国，除大麻外所有的违禁药物（大麻并不违法）都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了。让人欣慰的是，类鸦片药物的使用在青少年中的减少尤其明显。
年轻人之间彼此伤害的情况也比过去少了。13-15岁青少年的斗殴行为在整个欧洲都有所减少。青少年的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减少了，青少年罪犯的数量也随之下降。2007年，被监禁的年轻人有接近3000人，2016年减少到不到1000。青少年发生性行为也变少了，尤其是不使用安全措施的性行为。1991年，美国54%的9-12年级的青少年（年龄在14-18岁之间）宣称发生过性行为，19%声称至少与4个人发生过性行为。2015年，这两个数字下降至41%和12%。同一时期，美国的青少年分娩率锐减了2/3。和饮酒的情况一样，性行为减少的趋势看起来延续到刚成年时期。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 Jean Twenge表示，美国60年代末出生的人中，20-24岁之间声称自18岁起还没有性伴侣的的比例是6.3%，对于90年代初出生的人，这个数字上升至15.2%。日本的情况则更为明显，2015年20-24岁的未婚男性中，47%的人说自己从未有过性行为，2002年，这一比例是34%。
简言之，与过去相比，年轻人变得更不快乐，更循规蹈矩。他们有一点“乏味”，阿德莱德大学法人日本青少年问题专家Shoko Yoneyama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更贴心
家庭生活的改变是一种可能的解释。Giulia Dotti Sani 和Judith Treas两位学者在11个国家的研究发现，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在养育儿童上。在美国，2012年父母平均每天花在照看孩子上的时间是88分钟，1965年则只有41分钟。从比例上来看，父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增加更多，尽管仍然是母亲承担主要工作。家庭变得更小，现在父母的时间只需要分配给较少的后代。
这些被宠大的孩子似乎变成了顺从的青少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34个富裕国家中的28个，认为与父亲沟通更容易的15岁男孩比例在2001-2014年之间上升了。34个富裕国家中的29个，女孩认为与父亲更容易沟通了。与母亲的关系呈现同样的趋势，但不那么显著。甚至不与父母沟通的青少年似乎也开始听父母的话了。荷兰的调查显示，对于饮酒，青少年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更多的压力。这也许是自2003年来，年轻人酗酒减少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人更加关注学业。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中，25-34岁拥有专科学历的比例从2000年的26%上升到2016年的43%。更多的青少年相信他们会继续念大学。
结果是年轻人在家呆的时间更多。在英国南部的布莱顿经营青年俱乐部的Mike Roe说，10到15年前，他这样的俱乐部在上学的晚上也经常开到夜里11点，这个时间现在看起来有点太晚了。奇怪的是，虽然如此，青少年在晚上也不一定在做什么有用的工作。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2003年到2012年间，15岁青少年每周用在作业上的时间减少了1个小时，只有不到5个小时。
同时，青少年打工的人数也快速减少。2016年，美国只有43%的16-19岁青少年在暑期工作，二十年前这个比例是65%。青年人不再兼职救生员、服务员这样的工作，这让很多美国人担忧，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Ben Sasse，他认为枯燥的带薪工作可以塑造人的品性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但年轻人也不是傻子。2016年，16-19岁的美国工作者平均每小时挣9.2美元。尽管比过去几年有所改善，但相比大学学费还是杯水车薪，专业工作和兼职工作之间的待遇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暑假学习的增加也反映了暑期打工的减少。
英国青少年心理学家Ann Hagell认为还有其他的解释。今天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在种族上更加多样化。比如英国就有大量来自非洲、南亚、东欧的移民。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坚定的反对饮酒、婚前性行为和抽烟——至少是对女孩，并且认为只有穷人才让孩子们去工作。Hagell指出青少年饮酒在移民聚集的伦敦最为罕见。
最后，科技可能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青少年是重度网络使用者，对于使用智能手机的更是如此。据他们自己说，2015年经合组织成员国15岁的青少年每个工作日花146分钟在网上，2012年则是105分钟。其中智利最多，工作日有195分钟，周末则达到230分钟。
社交媒体使得青少年与同伴的联系可以在父母希望的约束下进行，那就是保证他们安全并且远离有害物品。美国一项名为监控未来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无人监管的聚会减少了，从2012年起，这一趋势尤为明显。青少年主要在线上交流，他们交换八卦、粗话和裸露图片，而不像从前那样交换体液、拳头或是伏特加。
社交媒体带来的好处也是有代价的。洛杉矶一所私立高中——哈佛西湖的心理学家Sophie Wasson说，有些青少年似乎在使用社交媒体作为逃避面对面交流的工具。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与朋友建立深层次感情联系的机会，这样的联系不仅靠语言沟通，也依靠非语言沟通。Sophie Wasson相信，社交媒体正在扩大青年人看待自己，以及他们认为朋友们想要看到自己的样子之间的差距。在网上，别人总是快乐的、好看的，而且总是在聚会。
科技也加强了监管力度。父母经常追踪孩子的手机，时不时发短信询问他们的去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Benjamin Pollack还记得他高中时，参加一个在以色列的夏令营，每天都使用Facebook Messenger或其他工具与母亲联系。正巧他母亲青少年时期也参加了同样的夏令营活动，她在8星期内只和自己的母亲联系过两次。
对于青少年过多的发短信和玩电脑游戏的担心（过去则是看过多的电视），现在大大让位于对他们过多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担心，去年11月，原Facebook执行官 Chamath Palihapitiya说，他的孩子“绝不允许使用那种垃圾”。但是，技术改变了青少年的思想迄今为止缺乏强有力的证据。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显示，尽管过度使用网络与不快乐有关联，这关联也很微弱。英国Andrew Przybylski和Netta Weinstein的一篇论文指出，过度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比没吃早餐或失眠的影响小得多。
莫为明日忧
不过，的确有事在发生。不管是因为手机、干涉过多的父母，还是对于未来工作前景的过分关注，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青少年看起来比过去孤独了。经合组织的PISA调查显示，15岁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在学校交朋友变容易了的占比在所有国家都下降了。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像日本和韩国一样，与更极端的社交隔绝作斗争，在这些国家，年轻人成为了“虚拟隐士”。
或许他们迟早会建立亲密的友谊。今天的很多事都慢下来了，这是考虑今天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的一种角度。他们饮酒、做爱和挣钱的时间都比过去更晚。他们也可能会更晚离家，更晚成婚和生育后代。在老一辈人看起来懒散和不愿长大的表现，有可能只是，至少部分是由于医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今天在富裕国家出生的孩子们预期寿命至少是80岁。天知道他们什么年纪才能领到养老金。今天的年轻人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
译者注：本文选自《经济学人》（2018年1月13日），翻译水平有限，如有不当，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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