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又至，满街是欢聚的人影和喧声笑语；我独自坐在窗前，念及父亲已归入黄土三十年，竟如隔世。
父亲生于甘肃平凉灵台西屯乡，长于斯，也埋骨于斯。我小学的光阴，便是在他任教的木村小学里流走的。他既为老师，又是我的班主任。小学五年级时，赶上由原冬季入学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他携我去参加学区数学竞赛，我竟得了第一。归家路上，春风拂过地畔的野花，他不多言，只偶尔侧首望我一眼，目光温厚如土地。
后来他调往爱子村小学。记忆中最鲜亮的日子，是“四人帮”粉碎后乡里闹秧歌。父亲领头，哨音尖利地划破北风，小旗翻飞如燕。队伍中最显眼的是他亲手糊的四人帮头像巨型纸模，在黄尘滚滚中踉跄晃动，逼真得使人心惊。我随人群追着看，父亲挺直的背影在喧腾队伍前端——那哨声裹着乡土的粗粝，至今犹在耳畔，那是他难得于辛劳中浮起的片刻神采。
我上高中时，父亲调至中台镇坷台小学任校长。家与学校之间横亘着山岭，山路如曲折的愁肠。他每周末必骑车回来操持农活，山路险陡，自行车常常成了负重的拐杖。记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那天，我进山寻他。他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听罢消息，皱纹里漾出笑意，转身便往村里小卖部去。回来时手里托着一瓶桔子罐头和一袋饼干——那瓶罐头的玻璃在夕照下晃得耀眼，甜意未启封已渗入心间。
大三寒假我留校备考，年关将近，父亲竟寻至学校。他携来家中年货：油饼、油果子、蒸鸡肉、肉臊子，鼓鼓囊囊堆满书桌。宿舍暖气灼热，他咳了一夜，沉重喘息在静室里显得分外清晰，却说只是暖气太燥，睡不安稳。天明离去，背影消融于晨雾弥漫的校道。当时只道是寻常小别，谁知那咳嗽声竟成他生命最后的余响，沉潜于肺腑的病根早已悄然蔓延。
后来他调进县城东关小学，本可乘班车往返，却仍固执地骑车。三十里路途，其中县坡那十里上坡最是熬人，每每推车到家，衣背尽湿，气喘如破旧风箱。有一次见他进门，湿衣紧贴脊背，山风与汗水浸透的轮廓，竟如负重前行的石碑。
89年，即将毕业的我和当时所有学生一样参与了那场风波，从兰州街头的演讲到最后去北京，在北京待了近一个月后，考虑毕业考试及分配在即，欲乘火车返回兰州，火车上全是学生，在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两天才到宝鸡。我突然萌生了回家的念头，就下了火车，在火车站的电视上看到了北京的新闻。我在火车站的水泥地上铺了一张报纸睡到天亮，坐班车回到县城。见到父亲的第一面就是想哭，他没有责备我的幼稚荒唐，而是给我买来了炒面和油饼，塞给我钱让我去理发洗澡。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满脸胡须，长发披肩，象个野人。因为形势难估，父亲不让我返校，劝我静静待在家里，全当没上大学，“分配的事别着急，家里有地，饿不着”。我最后偷偷地不辞而别，让他担心。那时候通信不便，我接连收到父亲来信，大意是不行就回来。还几次电话打到系上让老师转接，那时其他同学已经离校，我因为跑分配的事老在校外也没接到。父亲到平凉找到我的大学同学（已在平凉二中上班），打听我的情况，让给我带话。直到工作单位落实了我去学校办手续，还收到了父亲发的两份电报。
为照顾家中薄田，他最后又请调至什字镇梁家嘴小学任校长。学校规模颇大，他依然骑车往返于十五里外的家。车轮碾过多少晨昏，如今已无从计算；那车辙深深，却分明刻在我心上，载着岁月风尘，亦载着他从未卸下的责任。
父亲的手是极巧的。讲台之外，这双手春种秋收，曾远赴陕西做麦客，冬日进南山砍柴，暑假则夯土筑墙。大到房子，小至桌椅农具，甚至我们儿时的木轮车、木刀枪，皆自他手中诞生。元宵节前，他糊的灯笼形态各异，点亮我们贫寒岁月里温暖的梦。农闲炕头，他讲述的历史故事如星火，悄然引燃了我对知识最初的渴念。他这双能造屋宇亦能执粉笔的手，托举着我们兄弟姐妹一一考入大学，自己却如燃尽的烛芯，倒在了苦瘠的土地上——未及享一日清福，肺心病便带走了他。生命之重，竟化作我们心上永久的缺憾与虚空。
今夕灯下，我望着窗外万家灯火，恍然觉得父亲仍在山道上推车而行，沉重的呼吸应和着自行车的低吟。那蜿蜒的山路，何尝不是他一生行迹的注解？他毕生辛劳，以脊梁作桥，渡我们至彼岸，自己却终被滔滔光阴吞没。
倘真有天堂，愿那里无病无痛，山路平坦，父亲终得卸下肩上重担，安然漫步于和风之中；若真有来生，我仍愿寻他作父，在尘世山道的起点重遇，再续此生未酬的恩情——那时我必早早懂事，换我推车，伴他走过世间所有崎岖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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