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诗文总是“官学”盛行

为何古诗文总是“官学”盛行

语文课本中古诗文多是官家作品，真可谓“官学”盛行啊！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还得从古人立言的传统说起。立言是古人提出的“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言是立德立功的延续，是传承文明的载体和途径。立言，可以抒发志向，传承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说白了，就是延续功德，传承文明。

历代先贤都把立言看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古今虽富贵而名声却泯灭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不凡、敢于立言者，才被后人名扬。

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时推演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回鲁后编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的写作；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孙膑兵法》；

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囚禁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文章；司马迁宫刑而写《史记》等等，这些前人的立言可以说给后世文人树立了立言的典范。

为何古诗文总是“官学”盛行

然而立言，虽非易事，但却是人人宜作之事。古人修身有言，齐家有言，治国有言，平天下有言。古代的读书人讲究“学优则仕”，文人登上仕途是普遍的晋升之路，为往后的立言作好了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准备。

在官场浸染和沉浮当中，古人往往借诗文来排遣郁闷，抒发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官家和文人双重身份合一的作者的作品占大部分，而纯粹的文人作品相对较少些的原因罢。

古人云：“诗言志”。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

古人为官一方，除了管理当地政务，还要缉捕盗贼，更重要的是负责教化当地百姓，开化智力。所以立言以教也是官家份内之事。

《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 自古以来凡有见识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把教化当作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

西汉贾谊把教化比作阻止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如此看来，也就无怪乎古诗文中“官学”盛行了。

为何古诗文总是“官学”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