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意见：传统体制已经全面崩溃，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渐进式改革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唯一的转轨办法是彻底铲除传统体制，在一片清理干净的地基上建造市场经济。这种激进的改革主张被称为“休克疗法”，它会在短期内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就好像一剂猛药，病人服下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休克”反应，但是开药的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一扫积弊、药到病除。
弗里兰在书里把青年改革派称为“麦肯锡式的革命者”。他们就像那些拥有MBA头衔的企业咨询顾问一样，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试图在几周之内就改变一家企业的命运。问题是，他们对于这家企业的真实运行情况只有浮皮潦草的理解，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动力去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关注成百上千个实践细节。即使最后这家企业倒闭了，那一定是企业对整改方案的执行不到位，而不是方案本身的问题。
盖达尔的激进物价改革，让俄罗斯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1992年底，消费品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25倍，有一半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二战老兵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英雄勋章来换取几条面包。面对激烈的民意批评，盖达尔被解除了代总理职务。
表面看起来，私有化第一阶段的效果显著：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把在私人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从不到1/10提高到了2/3，俄罗斯的的确确实现了“以私有经济为主”。但事实证明，私有化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私就灵”。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无序私有化严重扰乱了俄罗斯经济，从1991~1994年，俄罗斯的实际GDP平均每年萎缩12%；卢布更是飞速贬值，汇率从1991年的1美元兑0.9个卢布，变为1994年底的1美元兑3235卢布，3年贬值了3000多倍！
事实证明，俄罗斯寡头们的能量真的很大，甚至可以一时间左右民意、一手遮天。本来，久加诺夫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然而，当寡头们介入后，由寡头们控制的三家俄罗斯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报纸，都公开支持叶利钦；久加诺夫以及其他反对派候选人则被媒体封杀，他们在竞选途中遇到一系列诡异的事情：比如，原定在大学的演讲安排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连预订的宾馆都会在最后一刻被通知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胜选已经毫无悬念。
对于青年改革派和寡头们达成的这场交易，本书作者弗里兰称之为“浮士德式的交易”。弗里兰说：“青年改革派上台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法治市场经济；但是为了维持权力，他们却支持了一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
小结：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主要过程。我们看到，青年改革派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以及俄罗斯寡头们的自私与贪婪，使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从1991年底叶利钦启用青年改革派，到1999年底叶利钦下台，八年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几乎被腰斩，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极少数胜利者成了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但这些寡头并没有安全感，他们在拿到战利品之后，很快把财富转移到了海外更安全的地方。八年间有1000亿~150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俄罗斯，相当于1999年俄罗斯GDP的50%~75%。俄罗斯经济持续失血。普京上台后，虽然试图让俄罗斯走出畸形的寡头经济，但事实证明，一旦国家财富被瓜分完毕，想要再扭转局势就非常难了。也许需要之后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让俄罗斯经济重回正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这段历史中，青年改革派和寡头是唯一的罪人吗？我必须指出，本书作者弗里兰的观察带有强烈的西方视角，她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俄罗斯人自己，而把西方人塑造成“友邦惊诧”的无辜形象。但事实上，西方不但参与制造了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的混乱，而且西方资本利用1990年代卢布的急剧贬值，大举进入俄罗斯抄底，收割廉价资产。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后来回流美国，这才催生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弗里兰和这些掠夺俄罗斯的西方资本也往来密切，但她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在本书中文版的封底，印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句话。他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高水准的政府治理能力以及负责任的精英群体，好的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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