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巷旧事

万字巷旧事

            万字巷旧事

  万字巷因其巷道的平面俯视形状为佛教卍 符而得名，我查了一下清道光年间的太原地图，万字巷还没有形成。又查民国初年的地图，也未标记。称万字巷始于何年还待考证。究竟是按卍形符规划建成还是自然形成后命名，也是个谜。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附近的食品街（帽儿巷）居住了七年，近在咫尺，却从未进去过，它不是通达的交通要道。听母亲说过，五十年代初刚到太原时就住万字巷，我听了说改天过去看看。谁知自那之后直到搬走至今二十多年，也没进去过，若从五十年代离开万字巷算起，有六十多年了，擦边而过可是无数次。

  今天上午我专门去寻旧，尽管想必面目全非，但这般荡然无存还是令我怅然的。万字巷已被扩建的眼科医院，新开发的鼓楼广场占去，不存在了。

  我寻旧，怅然，是因为听母亲叙旧，讲了一些万字巷旧事。

  五十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苏联援助下，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起步。父亲从重庆西南兵工局奉调进京，临行前，给我画了一张素描，我当时在襁褓中，出生两个月。父亲怀揣我的画像，东出三峡，经汉口北上赴京，在五机部领命，转入娘子关，进太原，报到地点是万字巷，工程指挥部筹备处设在那里，不挂牌，是三线建设，保密。（五十年代的三线与六十年代的三线不是一回事，前为小三线，防美蒋，跟苏联还在蜜月期；后为大三线，防苏联，已反目成仇。）

  父亲报到时，指挥部首长有两位，书记和总指挥。书记叫苏平，女干部，河南人，三十年代的中学生，这种文化水平的干部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当天她不在。总指挥叫曲丰海，太岳根据地的干部，也有文化，他那天在。

    父亲进门就问，

“请问哪位是曲丰海同志？”，

他反问，“你找他有事吗？”，

父亲说，“我是西南兵工局来报到的。”

总指挥起身，握手，沏茶，很高兴，说，“你是第一个报到的工程技术人员，这就能开张了！”那么大的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

总指挥简单安排了近期工作，接着关切询问家庭情况，一听还有妻儿远在重庆，当场拍板，“这哪行？马上调来！”

母亲抱着我，在城外正太街太原火车站要了一辆三轮车，四川话与平遥话（那时登三轮车的多为平遥人）无法交流，母亲左手抱我，腾出右手按父亲电报写出地址万字巷，车夫不识字，请路人帮读。

到了万字巷，父亲去北郊向阳店工地了，指挥部的婆姨们及筹备处所租旅栈的老板娘，从母亲怀里接过我，都说“这娃娃可亲了！”山西方言里的“亲”发音是后鼻音，同“轻”，母亲挺奇怪，解释说，“他不缺奶，不轻。”

母亲舟车劳顿，困极，婆姨们在炕上铺开被褥，母亲生平第一次睡火炕，温暖极了。我的啼声吵醒了她，婆姨们正在轮流抱着我，母亲接过去给我喂奶。婆姨们议论母亲，“呀！这媳妇长得真袭人！”这句母亲听懂了，挺不好意思的。

书记也来看望母子，知道母亲有文化，很满意，指定她做两项工作，白天是会计，晚上是文化教员。

母亲的学员们是陆续报到的工农干部，文化夜校分初级高级，初级班由母亲授课，学员虽是领导们，但很尊重母亲这个年轻的老师。高级班由父亲讲初中数理化，语文则由书记的父亲，洛阳师范的老先生讲授，有些精彩的课如《古文观止》，父母也被吸引了过去听，母亲说，那时抱着我，我很乖，不哭不闹，不影响教学。

我听的入迷，插话说，有点像抗大。母亲不好回答，她不知道抗大是什么样子。她说那时，工程建设者们陆续集结，万字巷很热闹，工作学习之余就是欢声笑语。旅栈住不下了，又租街坊的民房。

万字巷里光墙报栏就好几处，父亲主办的墙报画的好，字工整，连附近小学的学生老师都来观看。

附近钟楼街，柳巷北口都有影院剧院，常常散场后一路歌声不断，市民听到知道这是万字巷里的那帮人。我问母亲，“还记得唱的什么吗？”母亲想了想，轻轻唱起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万字巷的那些院子也宽敞，周末舞会时，交谊舞集体舞都能转开。心情好了，文化生活就丰富，母亲怀着大肚子还跳舞呢！我多嘴问了句，“你和爸爸跳吗？”母亲摇摇头，“你爸那时把命都搭在工作上了。”

母亲记得在万字巷生活了两年，帮助她记忆的是这样一个场景，旅栈老板喜欢在院里摆小桌喝小酒，老先生喜欢我，见我过去，让我坐下，筷子蘸酒喂我，与我对饮。那时我应该是两岁了。

工程前期工作结束，工程全面铺开，指挥部迁往一线，驻扎在向阳店镇。万字巷的保姆想把我留下，母亲婉拒了。

指挥部的人和万字巷居民融洽相处了两年，那是建国初，根据地政权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传统还保持着。

我上小学时，母亲领我逛柳巷，遇到过万字巷居民，很亲热，他们问我父亲，“张工程师还好吧？”我很诧异，问母亲，“我爸爸是工程师？”母亲支吾不答。

离开万字巷后，重点工程如期完成。父亲作为建筑工程师即将另赴新的工程。此时，阳谋运动开始，不堪回首的经历也由此开始。最折磨他精神的是多年不能再从事工程技术专业。父亲说如果那时书记不调走，不会挨整的，她知道我的心是红是黑。

八十年代，我去吉林出差，见到了原来的省委副书记王大任，他退下来了，有闲暇与我聊家常，问我哪里人？怎么到了山西？父母来山西做什么工作？我回答后，老人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很有能力的书记和总指挥。说五九年反右倾时把他整的不轻。我不便细说细问。回来问父母，父亲不语，母亲告我，总指挥在大会做检查时，她在台下打毛线，旁边同事悄悄推她，她听到检查中说，两年前同情过我父亲，认为整错了，处分重了。

革文运动的第二年一月，五一广场开批斗大会，台上押了一排“走资派”。西端第一名是苏平，她从指挥部调走任市委秘书长，造反派要抄市委档案，她拼命保守党的机密，造反派斗她挺狠。父亲从广场经过，看到万字巷的老领导被驾着“喷气式”反剪双臂，寒风吹的霜发凌乱，胸前挂着大纸牌，父亲心里难过，回家长叹不已。他五十年代与苏平陪苏联专家到工地，苏平昏倒在工地，她的身体太虚弱，哪里能经得住这样批斗？

离开万字巷二十多年后，八十年代初，我和母亲在街上遇到万字巷的婆姨之一，曲指挥的夫人，就是她在万字巷抱着我说“可轻了”。指着我说，跟你爸爸当年一样样的。听我说大学刚毕业，连说好好好。老太太看看母亲，若有所思，问父亲的情况，不待回答，便十分肯定地说，“当总工了吧？”。曲指挥那时在厅长任上。

苏书记没有活到云开雾散，三中全会后，我在大学图书馆看到《山西日报》的整版纪念文章，文中提到一段她请老父亲给干部讲《古文观止》，与母亲近日的回忆对映了。家里那套《古文观止》传到了我手上，经常翻阅，但不曾知道和万字巷的源缘。

我绕开万字巷旧址，穿过食品街到府东街等公交车，车站在眼科医院附近，恰是过去万字巷的北出口。我想起万字巷的另一则故事。

眼科医院过去叫工农兵医院，革文中1970年，著名作家赵树理被批斗，打断几根肋骨，肺部感染，本已患哮喘的作家进工农兵医院救治，医护人员一看病历登记是大作家赵树理，初不信，赵苦笑，这个时候谁冒充我啊？救治无效死在医院，从晋南插队农村赶回的儿子赵二湖含泪拔刀，在万字巷出口，医院旁的树干上刻下“复仇”。后来我和二湖成了朋友，听他说过此事。也有朋友说，是在火葬场树上刻的。我在万字巷这里大致观望了一下，估计那刻痕应该是长平了，但我知道二湖心头的刻痕是抚不平的。

万字巷的旧事肯定不止我家和朋友的，不知原居民或其后人可有其它回忆？

街头起风了，打断了我的沉思，满眼都是零乱旋舞的飞叶，试图产生一个万字巷旧影的幻觉，不行，出现不了，万字巷连物是人非的感叹都无法寄托了。

2018，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