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嘉映｜原载《无法还原的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贺照田先生邀我写一篇学术自述之类的东西。这个话头提起后，我动心琢磨了一阵。我才意识到，这很多年，我先后追随一条又一条思路，竟没有停下来回头看一眼行来的道路，我也才意识到，在自己的问学过程中，很少有走得对头的，多半都是教训。这些教训对后学也许不全无警示作用。再者，我们这一代的求学经历，和正常社会中的青少年很不一样，写出来，青年读者也许会觉得有点儿新鲜。这样想下来，最后答应了贺照田先生的请求。但写下的不是学术自述一类，是些拉拉杂杂的回忆，夹杂今天的反省。
拉拉杂杂写了很多，挑出一些段落，润色文句，联络成篇。曾经写过一篇“初识哲学”，收在《泠风集》里面，这次收入此文作为第一节，让故事稍完整些。编《泠风集》时，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段落被删除了，有些地方弄得前言不搭后语，这次恢复原样。其中有个别记忆错误，这次借便改正。我本着bon fait记忆往事，不过大概仍然难逃biographical illusion，我自认真我的，读者只当它个故事来听。
一座名山，有个和尚，带领一些工人，从山底修一条石路，经过几处好风景，一路修到山顶。我呢，没有踏出这样一条造福后人的路，只顾自在精神的林莽中游寻迷行了几十年。游乐之余，也曾在陡峭处做二三路标，在打滑处垫上几块石板，哪个后来人碰巧踏到这里，也许能获得些微帮助。但山大林深，我做过的哪一点工作，散碎多半等不到为后人效力，先自被风风雨雨洗荡尽了。功效且不论吧，后面这些文字，有同样喜好在思想的林莽中游玩的孩子，或许会在其中听到带有回音的问候。
一
三夏时节，全校都组织到哪里收麦子去了，我和哥哥嘉曜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各占一座大窗读书。我读的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他读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那种书，在我脑子里混称为理论书或哲学书，我只能仰慕，自知读不懂。我那时好文学和科学。科学书，无论怎么艰难，只要一步一步跟下去，最后总能达到清晰的结论。诗赋文章，无论怎样高远幽深，总脱不了个人色彩，含含混混总能体会到一点什么。理论所关心的，却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实际上，要上升为理论，就必须先从个人的喜怒哀乐跳出来，到达一个公共空间，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诗文里也会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大场面，但即使率领千军万马，表达的还是个人的感受。理论，即马恩列斯的著作，不仅天然带有领袖的恢弘眼界，而且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世界。马克思就说，他不是从感情出发认定无产阶级必胜的，是理论把他带向了这个必然的结论。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我连想也没想，我只是明白自己不具有这种能力。
读书间歇，我走到嘉曜那边，拿起他的书翻一翻，果然一个字都读不懂。我像愚鲁未化的初民一样，对自己不懂的事物，怀有敬畏，嘉曜是我的导师，他读理论书，合是导师的标志之一。我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无缘于理论／政治，和嘉曜在一起，难免有一点自卑。
第二年秋收过后，在队部的大房子里，我和嘉曜面对面搓苞米。那时我们已经在内蒙突泉插队一年有零。一面搓苞米，一面说话，嘉曜问我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偶然的，例如，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但先在俄国发生后在中国发生，这是偶然的。我没正经读过一本哲学书，但不知从哪儿就想出或捡起这么个答案。所谓想了一会儿，就是斟酌一番，觉得这个答案满站得住的。但嘉曜马上就让我明白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概括：如果我们对世界形势了解得更细更透，我们就会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既不会先在西欧发生，也不会先在中国发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先在俄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同时还给我描绘了本世纪初的世界形势。我对那段历史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对国际共运史更近乎一无所知，当然无法为自己刚才提出的定义辩护。而且我明白，这个实例的细节并不重要，一件初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得更细更透，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必然发生的，这个道理本身足够明显。于是我尝试别的答案：本质是必然的，现象是偶然的，等等。嘉曜对我的每一个新定义反驳如仪。最后。我承认解题失败，让嘉曜公布答案。
“我没有答案，所以才问你，和你一起探讨。”
“那马克思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马恩列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跟你刚才说过的那些差不多。”
我目瞪口呆。这么基本的问题，人类一定已经问了几千年了，这几千年里出了不知多少智者，不可能还没发现答案；即使前人因为基本立场的错误找不到答案，马恩列(我已经断断续续从嘉曜那里听说斯大林和毛主席在理论上其实外行)也一定提供了答案。在我认识的人里，嘉曜之为理论家当然无人望其项背，但总不至于能和马克思争论吧。而且，我胡想乱猜，怎么会猜到这些理论伟人的答案上呢?
收工回到青年点，我立刻请嘉曜找出马恩列的相关论述。这些理论话读起来没什么把握，但大意当真和我的胡乱议论相仿。拿出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用教科书方式写的，引起误解的余地较小，但书中对必然性偶然性的定义十分粗陋，这样的定义一下子就会被嘉曜驳倒。我跳开那一节，前前后后又读了几节，大出所料，其中的议论，多半都是些虚张声势的教条，经不起哪怕最轻微的推敲。难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理论工作者的教科书?也保不齐，中国那些所谓理论家，都是些教条主义的宣传家，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还是拿原装的来。于是翻开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没想到，这书和艾思奇一样空洞浅陋，只是口气更加武断、文风更加恶劣。“某一规律所表现的相互联系的特点就是这种相互联系所固有的必然性。 例如，四季的交替是必然地发生的， 秋去冬来，这是必然的。但在什么时候，究竟在哪一天下第一场雪，这是偶然的。”马列院士们的水平竞不过如此!
这些专家权威的愚蠢刺激起青年人的虚荣和自负，我开始有胆量来阅读理论著作了，一面挑拣教科书里自相矛盾的论断荒诞不经的推理，以为乐事，一面尝试自己来澄清各种哲学概念。不知不觉间对概念式的思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触哲学之前，我像其他少年一样，也感悟，也思考，思考人生、艺术、政治、生与死。哲学添加了什么呢？我更愿说，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的注意。思考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展开、表述。学哲学后思考得更深吗?我得考虑考虑——我们怎样判断思考的深浅?也许正是诸如此类的伺题导向了哲学思考。这种新形式有必要吗?在大尺度上，我看不出哪些东西是必要的，有意思的是：它出现了。任何思考都免不了会时而对概念本身作反省，但思考者不一定掌握这一层思考的特殊之处。一群孩子玩球，玩得很起劲，后来发明出一些规则，变成了篮球运动、足球运动。我们通常会拿这场球赛和另一场球赛比较，很少会谈到一场篮球赛同一群孩子玩球之间的同异。
我们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嘉明好科学，亦有语言文字上的天赋，同时是个很能干的人。像很多高智商的实干人物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反智主义者。他从炕上捡起《哲学笔记》，读了半个钟头，断定书里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贤弟嘉曜者流，每日口诵不知所云的符咒，自欺欺人。争端顿起。嘉明想出一个测试的办法：他念一段列宁所引黑格尔的语录，由嘉曜从列宁的立场来作评注，既然黑格尔的话毫无意义，列宁蒙着作注，嘉曜也蒙着作评，两份评注不可能每次都一致。测试开始，嘉明嘉曜各有支持者观战。我为嘉曜捏了把汗。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人碰到自己不懂的东西，第一感是归咎自己学浅无知，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那东西无意义。我属于前一种。我相信真正的哲学不是胡言乱语，但另一方面，很多段落的确玄妙莫测，难辨其真义，嘉曜虽比我强得多，但恐怕也难处处读得清楚。
测试一段一段进行。嘉曜果然不凡，他的评注竟无一不中。这些古怪的字句居然有可辨认的意义，居然有对错之分。嘉明仍然深表怀疑，他估计是嘉曜把这本书读得很熟，所以能够记起列宁是怎么评注的。
在嘉曜四周聚集起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我们在地头“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那是个黑暗的年代，不过，只要别严酷到奥斯维辛那么严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总会发明许多快乐，包括思辨的快乐。不过，回过头来看，嘉明的怀疑还是很有道理，所谓哲学争论，大多淹没在隆隆的概念空转之中。
哲学的确有点怪。哲学用日常语言探讨日常困惑背后的困惑。和物理学不同，我们看不懂量子力学，但并不责怪它写得不好懂，我们承认那些概念和表述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懂。另一方面，日常交谈一般不难懂，谈话在直接可感的语境里进行。哲学两头不沾，既不是由严格数理推论组成的，也不像日常交谈那样由语境提供意义，明明看着都是眼熟的字，却在述说非潜心思索才能通解的道理。看着这些字觉得眼熟，所以读者觉得无需特殊训练，所以读不懂时难免怀疑是作者瞎扯。这还是轻松无害的一面——无非是很多人不入此道罢了。比较糟糕的是另一个方面，既然哲学探索允许甚至要求日常概念展示出它平常不为人熟悉的维度，既然哲学推论不是严格的数理推论，于是哲学似乎预留了过分广阔的空间，容得很多貌似哲学的论述，其中的语词可以随便意指任何东西，其中的推论天马行空，作者自己读起来，思绪万千，直达宇宙的核心，人心的底层，别人读来，那些概念不知所云，那些推论说它通说它不通都无所谓，总之，只是从一些语词转到另一些语词，不曾让我们对世界和人性增加丝毫洞见。作者有真实的疑惑，诚实并且用功，然而，就像个悖论似的，他们的哲学表述仍然毫无意义。从技术上说，他们缺少形式化的训练，从品格上说，他们还欠缺一种智性上的诚实。这种智性上的诚实，我以为，我们中国人明显不如西方人。中国学子格外容易陷入概念骗局，还有一个缘故：现在的哲学概念多半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这些词在西文里和日常用语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经过一道翻译以后，含义就变得飘忽不定。
我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那样不着六四，这大概和我酷爱中国语文有关。而且，有嘉明这样高智商的常识主义者在侧，你无法完全云山雾罩，你会努力寻求最低限度的清晰，你必须在常识的平面上也具备相当的力量。但即使如此，大概有六七年时间，我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糊里糊涂地哲学化，从黑格尔、康德的中译本上学来的那些语词、句式，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承载青春的心灵赋予它的任何意义，如此这般变换一下排列组合，就像变戏法一样，立刻可以意味最深刻的理解。后来八十年代初，青年知识界开始了解海德格尔，朱正琳曾经这样说：只要一听到“在”、听到“在的澄明”，眼睛就眯起来，摇头晃脑，仿佛参透了人生三味。
这种自以为得道的感觉，在1973年读黑格尔《法哲学》开始得到纠正。比较起《逻辑学》，这本书有比较坚实的现实感。再后，开始大量阅读詹姆士和杜威的时候，原来那些比较空洞的哲学概念才逐步和日常意义融会起来。
话说回1969年深冬，我和嘉明回到北京。各地的插队青年很多在这个季节回京，多数家长散在全国各地的干校，北京成了青年人放浪形骸的乐园和战场。豪饮狂歌，打架偷抢，男欢女爱，诗词唱和，贝多芬、黑格尔、爱因斯坦，为的是解闷、显白，涌动的是爱和渴求。每天有旧友新交来访，半夜归家，屋里烟雾缭绕，烟雾里十几个二十几个男女，互相之间有熟识的，有不相识的，一圈打桥牌的，一圈下围棋的，一角里喝啤酒听《天鹅湖》，忽然爆发出一场关于中国前途的激烈论战。见主人回来，有抬手打个招呼的，有眼皮都不抬一下的。
我是这种混乱生活中的一员。不过，在我，无论用什么编织生活，最粗的一维总是阅读和写作。清晨，有的客人散了，有的横七竖八睡了，我就开始工作。这种混乱而兴奋的生活突然中断，我和两个朋友因事被关了起来。白天都是体力劳动，干得最多的是挖防空洞，那时候正是备战备荒的高潮。刚进去的时候，“师傅”们很严厉，也挨过他们的木棒，相处久了，发现他们中间颇有几个善人，包括曾用木棒狠狠打过我背部臀部的那一个。他在分工时总把我单独派到一个洞里去，点一根烟塞给我，叫我不要玩命干，年轻人腰骨嫩。
在转不开身的洞里，用镐头猛刨一阵，用小铲装了筐，把土石拉到竖坑底，看看堆得多了，就爬回洞深处，继续前一夜躺在板铺上的思考。那是深冬，洞深处比洞口暖和得多。
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我达到了绝对必然性的结论。不必复述当时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其大概如下：每个事件都由无数细小的原因合作促成，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又由无数其他原因促成，如此递推以致无穷，那么，所有事情都已经由诸多前件决定好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由必然性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我们的愿望和决定也都编织在这个网罗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在愿望，在做出决定，但愿望这个而不是那个，决定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一切早已先于我们被决定好了。这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世界”，单纯而冰冷。这幅图画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这样简单的真理，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缺乏勇气，人们不敢直面铁一样的必然世界，总想通过辩证法这类魔术为偶然和自由意志留出空间，使这个生硬的世界看上去软化一点。
在防空洞里的冥思苦想并没有对哲学作出任何贡献。“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样的俗语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以为自己不只是重复这种通俗的见识，而是在本体论上提供了一幅整体宇宙的画面。即使如此，这一伟大真理也早就由拉普拉斯和无数前人宣告过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我不再缠缠绵绵地希望获释，回到外面那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我关进来，是先在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何时获释，自在冥冥中注定，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承受这铁一样必然世界的铁一样坚硬的性情。
重获自由，是一个阴冷冷的上午，走在街上，同伴陈真极为兴奋，而我却几乎冷漠地对待这一切，陈真为此很感奇怪。我当时真的心中冷漠，还是只不过相信自己应该冷漠处之，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也许当时已无法分辨。不过，那个坚冷的年代，的确要求心里有某种坚冷的东西和它对抗。
二
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很艰苦，最苦的时候，连续多少天，没有一点儿油水蔬菜，就用辣椒粉干烤大葱下棒糖饭。士志于道，恶衣恶食没什么感觉。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更是在油灯下读书。身边的人，在我和嘉曜的带动下，也加入了读书学习的行列，参与讨论、争论，但只有我和嘉曜把“生命的理由奠立在铁一般的学习之上”。一开始，很多时间用来钻研马恩列的“经典”，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个时候在读书人眼里都是经典的经典。1970年5月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这是第一次读到“纯哲学”著作，第一遍就整整读了一个月，以后几年又读过两三遍。最早读到的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同时继续读马恩列、普列汉诺夫之属。那时找得到的书少，尤其是外国人写的书，能到手的都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说不上哪一本对熏陶精神最有价值，但我愿提到歌德的《浮士德》，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和嘉曜两个，我比较偏于认识一逻辑这一方面，他比较偏于社会一历史方面。此外，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他一向不大问津，我则一直喜欢《论语》、《庄子》、《老子》、《史记》，几回回读仍不愿释手。虽然那时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深度和系统性远不及西方思想家，但这些书读得早，又是自家文字，对性情和学问境界的陶养，其实深过西方著作。宋明理学家虽然也读一些，却不大喜欢，一个个恬然得道的模样，天下再无可疑可惑之事。
1971年夏天以后，除了看青这类活计，我们很少出工了，只是夜以继日地读书、思考。麦子熟了，我看麦地，轰麻雀，手里拿着一本俄语辞典走在麦地里，走在天光云影之下，口中念念有词地背着单词。
同伴们或当兵、或招工、或上师专、当职业运动员，青年点只剩下嘉曜和我，和别的青年点也越来越少来往，所有的时间被读书充满了，在一封信里我写道：“我和嘉曜竞争似的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小小一只井蛙，哪晓得天高地厚?那时候的计划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学到手里。按照我当时所知的学习心理学，我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
早上，俄语。因为早上记忆力最好。
上午，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天文学、语言学。 下午，历史、经济学。晚上，哲学。
我天生好学，而且心怀大志。巴尔扎克说，凡有为的青年，十岁时都用过一番苦功。何为有为，何为大志?在当时，读书的热情是和“政治抱负”结合在一起的。天下倒错，必有翻天覆地之日，要在这个政治大变动中有所作为，就需积攒才能。当时有很多志向远大的青年，其中很多投身于现实，在农村、工厂展现才能，得到提拔。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当时的体制，绝不肯与现实同流合污，于是只剩下一条路：读书。用当时引的一句词说：金箱玉印自携将，任它乱纷芳。金箱玉印，指的是古今圣贤的思想。
“政治抱负”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有着含糊不定的广泛意义，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提拔为小队长或车间主任主要是一项政治任命，依赖于政治表现，听古典音乐、读外国书或古书，则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征兆。一切作为和抱负都带有政治色彩，更不用说研读哲学了。直到前几年，交谈中听到我教哲学，还有人顺口应道：啾，搞政治的。这话就是从三四十年前来的。
当真说到政治，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资本主义是没落的社会形态，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战胜、取代。文革前的中国；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总体上统领着社会主义阵营，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希望。文革把中国引向政治黑暗。一旦时机成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起而推翻江青一伙文革派的统治，让中国重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引领世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
这些观念互相之间不协调，有些信念有点儿古怪，例如，我们那时对三年饥荒时期发生的灾难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反右、反右倾等运动有相当的批判，但我们仍然相信“十七年”本质上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对西方世界已有相当了解，对那里的自由民主和高科技充满向往，但我们仍然相信世界的希望落在中国。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人躺在房前宽敞的场地上，用小收音机收听苏联的对华广播，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消息。我们头顶上就是皎洁的月亮，是嫦娥和吴刚的月宫，现在那里降下了钢铁的机器，踏上了人类的脚印。那时我们对历史进步观没有任何怀疑，对技术进步抱持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们把登月听作不带阴影的人类壮举。我们知道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中国落后于美国和苏联至少几十年，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并且马上又将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
稍加分析就能看到，这些想法夹杂着两套内容，一套是从小被教会的社会发展史，另一套是对现实的体认。
思想要求信念与现实相协调。当时努力思考，得出一种大见解：发达国家通过压榨殖民地人民，不仅积攒了财富，同时也减轻了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把阶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从而在国内能够施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能够发展科技；所以，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惟一的途径是加紧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资本家无法从殖民地获得足够的剩余利润，就不得不加紧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激化本国的阶级斗争并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要成功地战胜殖民主义，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大本营中国建设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强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和强国梦合为一体。在塞北农村耪大地，心里念着世界革命，那份热情颇为可嘉；但这种凭一二未经考察的理论三五残乱的资料就得出世界大规律的做法，其为治学，可笑自明。
要经过好几年，这些观念才逐渐改变、修正、调整，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整体。但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总体的社会历史观念体系，不可能是一个环环自相紧扣又环环与事实相扣的完全协调的体系。就此而言，当时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观念相当芜杂，包含相当明显的矛盾，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不协调的观念当时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整体。观念体系的严整只能相对而言。我甚至想说，一些观念事实上的共存就是它们成其为整体的证据。只有当我们产生或接受了某种新的见识，承认了某些新的理据，原有的观念体系才显出凌乱矛盾。这和形式论证是不一样的。在数学中，我们很少引入新的概念和新的论证方法，因此，论证的理据看起来像是外在于论证过程的。在数理范围内，我们公认理据的范围和理据的条款，由此可以明确地判定某些证明为对某些证明为错。然而，越到观念的深处，论证的理据就越发内在于论证过程本身，我们接受何种理据，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持有何种观念，受到具体精神诉求的制约，而且，为信念提供理据的方式极为繁复多样，离开证明越来越远，直至很少有明确的证明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影响。在观念深处，我们较少谈论对错，更多谈论不同、差异，更多谈论深度和道性。
我们的“政治抱负”是坐落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中的抱负，观念体系是芜杂的，坐落在其中的政治抱负难免也含含糊糊。就我个人，所谓政治抱负，其中有一大堆是打小从古书里汲取来的建功立业之念。男儿天生是来治国平天下的，用什么治国，把天下平成何种模样，似乎无须多问，反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肯定的。当然，在塞北的一个角落里运粪除草不像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姜太公当年不也就钓钓鱼吗?但韩信不还向人家漂母讨饭吃吗?重要的是长本事，为建功立业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而长本事，按照寒窗十载然后出将入相的模式，主要是靠读书学习。也不知孟夫子说的有没有统计学上的证据，反正口中念念有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969年的一阕《水调歌头》，大致写下了当时的心态。
水调歌头，送嘉曜返京
荒岭连天际
四野走狂风
乘风万里南去
挥手送飞蓬
我处洮河地远
兄住九衢星近
谈笑自相通
弹得高山曲
会与子期逢
西湖水
天山雪
桂林峰
涛来浪去
留得几个是真雄
漫道青门瓜老
坐待风云际会
万卷贮胸中
昊天有成命
莫叹物华空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狭义地理解政治，我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政治抱负，当时所谓政治抱负，更多是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古书里帝王将相的抱负杂烩在一起。可读书和“政治抱负”的结合对我此后的读书生涯确乎有某种影响。无论如何，和这种“政治抱负”相应，读书的内容从诗词歌赋偏向于历史、政治、哲学，同时，读书不再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悠哉闲哉，而被视作一项事业，应当夜以继日，应当严格计划。读书成了一项“事业”，虽不是狭义的功利之事，却在广义上有点儿功利，不像小时候那样主要是自得其乐。我肯定受益于自己的学习习惯，但越往后，我就越经常羡慕自得其乐的读书。
三
不管那时的思想学问多幼稚，政治见解是否完整，但那时的哲学思考与政治见解的确是完全混在一起的，我们讨论黑格尔的形式／内容，讨论康德的经验先验，同时就在讨论文革的性质，革命的可能性，人类的未来。在嘉曜的引领下，我们早就否定了文革、林彪、江青一伙。不是林彪、江青一伙欺上瞒下把文革闹糟了，文革的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毛的晚年应被否定。到1971年夏天，嘉曜得出了结论，不仅文革应予否定，向前追问，鼎革以来的诸次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已经一步步把中国引向灾难。这些，说起来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能达到的结论，然而在那个时候，人海茫茫，谁敢做如此想？这是我们的秘密，足够杀头的秘密。这些想法只在嘉曜、我、阿晖、陈真之问交流。我们感到自己被真理涛来浪去留得几个是真雄漫道青门瓜老坐待风云际会万卷贮胸中昊天有成命莫叹物华空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狭义地理解政治，我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政治抱负，当时所谓政治抱负，更多是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古书里帝王将相的抱负杂烩在一起。可读书和“政治抱负”的结合对我此后的读书生涯确乎有某种影响。无论如何，和这种“政治抱负”相应，读书的内容从诗词歌赋偏向于历史、政治、哲学，同时，读书不再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悠哉闲哉，而被视作一项事业，应当夜以继日，应当严格计划。读书成了一项“事业”，虽不是狭义的功利之事，却在广义上有点儿功利，不像小时候那样主要是自得其乐。我肯定受益于自己的学习习惯，但越往后，我就越经常羡慕自得其乐的读书。
不管那时的思想学问多幼稚，政治见解是否完整，但那时的哲学思考与政治见解的确是完全混在一起的，我们讨论黑格尔的形式／内容，讨论康德的经验／先验，同时就在讨论文革的性质，革命的可能性，人类的未来。在嘉曜的引领下，我们早就否定了文革、林彪、江青一伙。不是林彪、江青一伙欺上瞒下把文革闹糟了，文革的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毛的晚年应被否定。到1971年夏天，嘉曜得出了结论，不仅文革应予否定，向前追问，鼎革以来的诸次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已经一步步把中国引向灾难。这些，说起来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能达到的结论，然而在那个时候，人海茫茫，谁敢做如此想?这是我们的秘密，足够杀头的秘密。这些想法只在嘉曜、我、阿晖、陈真之间交流。我们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同时也格外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愚昧，感受到现实的苦难与压迫，强烈地需要同气相求。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夏末，我和嘉曜到南天门去看于洋，别人大概都下地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于洋坐在铺着羊皮的简陋的坐山雕椅上，嘉曜坐在他对面，慷慨陈辞，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述鼎革以后的中国进程。于洋一开始大为吃惊，起而为毛辩护，时不时打断嘉曜，提出反驳和质疑，但后来的两个小时，于洋一语不发。滔滔的话语停止，房间里奇怪地寂静。于洋沉默了很久，没表示赞同与否。
知识和思考似乎把我们带向了真理，同时，为了追寻真理，我们远离了人群。但高远时代的伟大思想赋予我们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几乎是在享受这种充满自信的光荣孤立。
十月下旬，亲友来信告知，林彪摔死在蒙古。这是个惊雷般的喜讯。陈真在一封狂喜的来信里庆贺我们的先知般的眼光。和我们亲近的一些年轻农民多多少少了解并同情我们的政治倾向，也和我们一道庆贺。今天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青年已经完全无法体会那种狂喜了，无法体会那时的政治事件与个人生活的直接联系。
父亲来了封信，警告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的事情，不是说改就会改的。的确，照样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照样是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原来的日子似乎要继续延伸下去。
不过，政治上的松动还是一点点来了。1971年冬天回到北京，一点点感受到了变化。毛江时期从1966年开始，十年后，1976年毛去世，毛江时期结束。在这十年里，政治高压有起有伏，波动最大的一次是1972年。林彪死后，政治高压逐渐有了相当的松动，北京城里的红海洋被擦去了一大半，商店挂出了招牌，有的是卖衣服的，有的是卖钟表的，不像从前那样一律涂成红色，都像是卖毛主席像的。商店我们很少进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书店。西单有一家中国书店，后堂是卖旧书的，1972年初，这里出现了不少好书。一个小门通进后堂，门口坐一个店员，查介绍信，什么介绍信都行，只要有个单位公章盖在纸上。我们拿了介绍信，进到里面，看到了俄文的托尔斯泰全集、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德文的歌德文集、席勒文集，英文的诸种世界文学名著。我们是些穷插队生，但是再穷也得把这些书买下来。早就听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尖锐批判，没有中译本，现在我们有了俄文原本。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买到手里，但我们不懂德文，只能看看书的装帧。那就学德文吧。德国有那么多思想，要真切了解这些思想，早晚德文是必须学会的。
俄文学了一年，可以读些小册子了。1972年初开始学德文。唐大威此前已经开始学习德文，帮我买了四册外语学院编写的德文教材，一本德文辞典，一本德文语法。我仍用老办法，一天学一两课的内容，每一册学完复习一遍，此外，每天背五十个单词，学几节语法。将近半年，学完了四册德文教材，没有教材了，只好搬出歌德、席勒、茨威格的原著来读，每行查好几个单词，一句话琢磨好久，几个月以后，勉勉强强能够阅读原著了。第一本读完的德文书是茨威格的小说选。
在农村多半啃大部头。北京书多书杂，书读得多而快，常常日读一种。社会上松动了一些，有些从前不知道的或知道了见不到的书流传开来。很少有谁据有大量书籍，多数书是借来借去的，为了多读几本，不得不加快读书的速度。借到《赫鲁晓夫回忆录》，上下册，只能在手里放两天，于是嘉曜读上册，我读下册，面对面各自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昼夜不息，读完一册之后再交换读另一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引着涉世不深的我们一起发出沧桑之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小说，《苏联中短篇小说选》，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这些当代小说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质，也教给了从前不知道的写法。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时不知索尔仁尼琴为何人，放下书就对嘉曜说，这本书应该得诺贝尔。
《赫鲁晓夫回忆录》、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这些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书支持、加深了我们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几年以来，伟大的西方作品，从希腊悲剧到莫扎特、贝多芬，从柏拉图到达尔文、柏格森，向我们展开了比较完整的西方文明史。当人类文明的全貌逐渐展开，我们已无可能继续认为马克思和列宁是世界文明的顶峰(马克思是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个，而不再是the philosopher)，已无可能继续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未来。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处处被割破，然后逐渐结痂，一一脱落。我们从身体血肉感受到观念世界的勃勃新生。
有一段时间，我和嘉曜都在读康德，他读《纯粹理性批判》，我读《判断力批判》，两人共用一个书桌，相对而坐，研读每至深夜。读到好处，忍不住要惊动对方，念出几句精彩的，或者发挥一段自己的心得。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嘉曜都觉得在哲学上有巨大突破。嘉曜当时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是在思考自由意志的问题。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矛盾长期困扰我。通过阅读康德，我觉得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连续几夜和嘉曜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密集的探讨，我们大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本来是决定论的，但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这种状况。自我意识中断了原有的因果链，开启了新的因果链，无论从内部体会还是从外部观察，自由意志都是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两边的两个因果序列是不连贯的。因此，人的行为不是由物理原因所决定的。这个梗概下面，有多方面的细密论证。
围绕着这个核心思想，其他许多观念组织起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现实世界是人的自由意志展现自身的舞台，对人的志趣没有内在的约束力。同时，由于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就负有不可推委的责任。谁都不能用政治环境的险恶来为自己顺从当权者提供辩护。人的自由生存是对自身本质的回归，历史发展以所有人达乎自由为鹄的，而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权力以压制人的自由为基本特征，与人类的发展目标正相反对。伸张自由，从根本上说，不在于物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心智的启蒙。我们负有这种启蒙的责任，我们从哲学思考获得的结论，同时就是行动的指南。
否定林彪、江青一伙，否定文革，否定后期毛泽东，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否定斯大林，用逐渐转移的眼光来重新看待社会主义和西方世界的优劣，从康德、黑格尔的自由观念来批判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步一步推进，漫长而艰苦，不仅冒着巨大的危险，而且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本身充满矛盾。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这些思想转变似乎满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我们所经历的，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连串的克服。不像是在服装商店挑衬衫，仿佛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体系陈列在眼前，我们一一比较它们的优缺点，最后做出决定要这一个不要那一个。我们先就有了一套观念，这些观念以某些方式，包括以扭曲的方式，和我们的生存纠缠在一起，我们只能改变它们、克服它们，不可能一下子从它们整个跳开，所以，观念的改变会这样漫长而艰巨，而且永远受制于内在的矛盾。这个过程也许宜于用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发展来描述。维特根斯坦说：“借助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这不是哲学的事业。 矛盾在市民世界中的地位：这是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5页）这个提法显得难解，也许我这里的体会可为此言作一个脚注。后来读到萨特的选择学说、蒯因的本体论相对性，我会立刻感到它们是些不可能真实的轻率之谈。
阅读、思考、交游、探讨、辩论，新思想似乎天天在涌现。我们有一种天眼洞开的贯通感，哲学思考、政治见解、人生态度，乃至于身周的人事，似乎无不在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下，围绕一些基本的哲学见解连成一个整体。
我们有表达思想成果的冲动，也有启蒙他人的使命。环境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有一些同龄人环绕在我们周围，宋毓明、吴小祁、唐大威、连劭名，以及另外一些。启蒙就从身周开始，我们把新洞见讲给朋友听，向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证，克服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疑问。嘉曜一副导师爷的模样，居中端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示各项真理，从此获得了“猴逸仙”的雅号，盖嘉曜诨号老猴，又有孙逸仙的领袖之态。我是辩论的好手，凡遇诘难，胡乱引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或古今中外的事实，若不能使疑惑烟消云散，也要让反对意见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嘉曜和我两个的学识和见识明显优越，朋友们从总体上认同我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首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追求鼓动了这些朋友，造就了一种生动而强烈的氛围。本来，二十啷当岁的青年们，爱欲丰盈，意气风发，何况，1972年的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颐和园的明朗的春日，月坛公园入夜后杨树叶初生的芳香，楼顶大平台上的饮酒高歌。1972年春天，是毛江时期中政治高压最为松动的一段时间，可谓政治气候的小阳春，一伙青少年，日日往来，高谈阔论，周边人竞不大投来警惕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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