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元曲。国人耳熟能详，不足为奇。
但若再问，这元曲唱的是哪门子的戏。太多了，数不过来，恐怕就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了。
好，今天就单说南戏。
是的，“曲”和“戏”还不是一码事，不过，有戏必有曲，合二为一，南曲戏文就登上了台了。
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既谓南戏，起码就该明白了一半，南戏，南戏，南方之戏也。说得再具体些，还是“产”在温州，相对元代北方的杂剧，又可称它为温州杂剧，总之一句话，地道的浙江家乡戏。
至于南戏产生的时代，明朝的祝允明是这样说的：“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这是他在政府档案中看到的，应该是比较可信。
这么说来，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南戏已经是有一定影响的戏曲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南戏之所以能诞生于温州，首先是因为自南朝以来，温州就是对外出口的港口，商业的繁荣，带来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人口的聚集，都促使了市井文化的发展。
既然百姓喜欢，就很快向外地传播开来了。但要说南戏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剧种，还是因为南戏中出现了一部无论在文学史上或戏曲史上都值得一书的大戏――《琵琶记》。
人言道：好戏十年磨。但《琵琶记》何止是“磨”了十年，南宋大诗人陆游写过这样一首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个蔡中郎就是《琵琶记》中的主人公蔡伯喈。严格的说，在那会儿还不能称之为戏，诗中也说得非常明白，这是盲人为村里人说书，充其量只是一种走街串巷的说唱艺术。
故事是说有个叫蔡伯喈的读书人，中举当官后，不仅是抛弃了结发之妻，连自已的父母也不要了。但恶有恶报，最后遭天打五雷劈。
可是，到了《琵琶记》，故事就面目全非了，蔡伯喈成了全忠全孝的“高大全”。说到这里，就要请出这位青史留名的编剧了。
温州戏，温州人写。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温州瑞安人，字则诚，号菜根道人。高明出身书香门第。史书上说他从小聪颍过人，博学多才，但他中举时已到了不惑之年，难道又是一个屡试不第的“范进”。
非也。元朝整整六十年没有科举，直到元顺帝至元六年才又恢复开科取仕。但这时对高明来说，已经是韶华已逝了。
韶华已逝，赤心犹在。公元1344年，高明登进士第。
“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
这是他在年轻时写的诗。诗言志，可见高明求功名，本来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
初，高明在处州做录事，但由于他的才学名声在外，很快又进了杭州城。似乎是仕途通达，但岂不知“人情练达即文章”，高明秉性正直，他的命运其实也决定了。
高明来杭州为官不久，台州方国珍就在浙东向元朝发难了。朝廷以为高明是温州人，对沿海比较熟悉，就令他到围剿义军的元军中去做幕僚。只是他与主帅不合，多有龃龉之事，最后高明泱泱不乐的回到杭州。以后，他又被调往绍兴、宁波做些小官。
几番冷遇，他对仕途也由此失望，对腐朽元朝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有了这样的感叹，“飘零王粲辞家久，牢落潘郎感发稀。”“孤松三径依旧在，童朴正迟陶渊明”。
高明开始想往像陶渊明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正始十六年，朝廷又要他到福建去公干，这时的高明去意已定。与仰人鼻息的生活彻底的分道扬镳。高明真是说到做到。
以后，方国珍一再拉拢他，他也是力辞不从。如果说方国珍反复无常，不是同道之人。那么，到当了皇帝的朱元璋那里，又将如何呢。
确实，当时浙江有很多仕人纷纷投奔朱元璋，他的同学宋濂还做了大官，可是高明依然没有接受朱元璋的邀请，他已经是铁下一条心了。
高明铁下一条心，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了一部《琵琶记》。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陈留郡有个叫蔡伯喈的书生新婚不久，恰好赶上朝廷黄榜招贤，因双亲老迈，蔡伯喈本无意取这功名，只是不敢违背父意，才赴京赶考。
不料蔡伯喈鸿运高照，不仅考中状元，还被牛丞相看中了，要招为女婿，蔡伯喈推辞不得，又上书皇帝要求辞官。皇帝不仅不准，反命他与牛丞相女儿完婚。
正当蔡伯喈与牛小姐洞房花烛夜之时，他家乡遭了大饥荒，妻子赵五娘把嫁妆首饰都典当了，换来几口淡饭供奉公婆，她自已悄悄吃糠。
公婆死后，无钱下葬，赵五娘又割下青丝卖钱为二老送终。以后她又千辛万苦去京城，一路卖唱，弹着一把琵琶，《琵琶记》由此而得名。
赵五娘到京城后，又被牛小姐当作女佣招进府里。赵五娘道出真情，牛小姐亦通情达理，不仅让他们夫妻团聚，自已还甘愿退居其后，三人一起回乡守孝。
皇帝闻之，大为感动，于是旌表孝子门闾，蔡伯喈加官进爵，两位夫人也各有封号，总之是皆大欢喜，大幕遂落。
南戏《琵琶记》的主题，有人以为这是很鲜明的，这就是戏中副末开宗明义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高明要的就是“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高明宣扬这种“贞烈”和“忠孝”的封建道德观念，今天看来无疑有负面的糟粕。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实在又是很正常，时代的局限性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总比男盗女娼，不忠不孝要好得多吧。
同时，戏中也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影子，如百姓的痛苦，官场的黑暗，皇帝的昏聩。这也许就是高明自己仕途蹭蹬之中的痛苦感受，所以也有人认为这部戏“纯是一部笑骂谱”。
这部寄托高明理想情怀的《琵琶记》是高明倾尽全力完成的。有传说，高明为写这部戏，在一个小楼里整整呆了三年，写唱词的时候，他常用脚来合拍，时间长了，竟把楼板都磨穿了，可见这功夫之深。
不管怎么说，《琵琶记》确实极大的提高了南戏的艺术水平。自从北方杂剧进入江南后，南戏一度陷入低谷，正是《琵琶记》的出现，南戏舞台又开始活跃起来，高明被后人誉为“南戏中兴之祖”。
《琵琶记》是南戏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明弃官从文，的确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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