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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家思想得到自由舒展，其理想与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政治方面“回向三代”的理想，思想上道学的兴起，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秩序重建”的政治理想，理想落入权力落入现实的景象究竟如何呢？余先生描述得很有画面感，严酷的现实如此清晰，而现实背后的高远理想好像画家笔下的远山，掩没在若有若无之间。如何在这若有若无中找寻理想的形貌呢？古人留下许多描绘。
陈寅恪“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儒家价值意识是一股凛凛然的生气！这是对宋儒的整体评价和论断。
先从其复兴讲起，朱熹对宋儒的兴起观察精准。
“如二程未出时，便有，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真是凛凛然可畏。”宋儒接韩、李，重性命理气，与佛学划清界限，其特点在于说经，说经的重点在于“推明治道”，
这是“二程”之前也是宋儒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代表人物即胡、孙、石，他们深信六经之中蕴藏永恒智慧，可以导向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如孙复认为六经是从伏羲以至周公历代圣王创制立度的记录，认为“夫子之道”为“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石介也说“易…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欧阳修《答李翊第二书》中对六经的性质更有详细的论断，一言蔽之“六经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即六经是关系治道之书。
这一时期的儒者有其共性，他们都笃信圣人之道，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秩序，他们要追求一种文化理想，而非个人的功名利禄，他们还都成学于泰山，“鲁多学者”，鲁地儒生抱经传统，民间父老对士致太平的期待早已始于五代，同时还有雕版印刷术致经书广布，这是鲁地儒生成儒学复兴之代表的根本原因，也是宋代儒学兴起的基本力量。
六经仅为治道吗？是否太过狭隘，治道其实是何其虚妄的概念，我以为不值推崇，孔子的终极理想怎么不去继承呢？以六经为治道，一定会演变为重于权力斗争，宋的历史真实的演绎了这一幕，宋儒发展第二阶段“二程”之后既如此，现实与理想相互交织，而现实的严酷完全抢夺了眼球。
第一阶段的儒家提倡重建儒家秩序的理想，却没有机会在政治上实现它，王安石与神宗却受其影响决定改法变制，他们的改革构想正是胡瑗一生施教的目标所在。“明体达用”，体用也称本末的概念展开讨论，刘彝称“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这些礼乐则只能在古代流传下来的“文”中去寻求，“用先王之礼乐宜于世者”，那么何为先王之礼乐？ 就关系到了变法的核心，关系到权力的走向，王安石《三经新义》——“周官义、诗义、书义”，他继承了第一阶段胡孙等人的说经之“推明治道”的传统，同时由理想转入实践，由“坐而言”转入“起而行”，提出“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或者王安石之外的其他人对于变法的作法手段有不同的见解和想法，但是宋儒迫切参与政治，重建秩序的意愿和行动是一致的，对王安石得君行道则羡慕得紧，热切期望有相同际遇。
这一节值得注意的还有释家关于宋儒思想的认识和见解。宋初智圆《闲居编》《中庸子传》“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释者修身之教，故谓之内典……儒乎？释乎？岂共为表里乎？”,不过这是释家的意见，儒家却持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只要儒家能依“二帝三王之道”重建生活秩序，佛教便会失去存在的社会根本，当然这已被证明为妄念，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出世入世，身心性命的学术争论却经久不息。第二阶段宋儒学转入心性问题的辨析其争论的核心也就在此儒释“共为表里”这一观点。
学术走向与政治走向尤其关联，尤其是他们走到最后都呈现出罕见的残酷，宋儒学留给人们的是不近人情的冷酷印象，而宋政治文化党争的残酷传统也祸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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