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雅颂的分类问题（二）

今天接着昨天“风雅颂分类问题”继续谈谈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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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诗经》分类存疑问题若干

上接《诗经风雅颂的分类问题》（更于2020.11.10）

（二）十五国风中“燕风”缺失的原因

燕为西周姬姓封国，受封的是召公姬奭（音世），召公是周的旁支。《史记》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关于燕国早期的历史，史料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燕国史《燕之春秋》至汉已亡。《史记》中虽有《燕召公世家》，但对召公生平也只有寥寥数语，对召公以下至惠侯九世更是未置一词。

及至上世纪6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陆续发掘，经过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基本确信了“召公封燕”的史实，下面试还原如下：

武王分封时，召公被分封到了商时古国“匽”，又称“燕”。按史记索隐，分封后，召公本人留在了京畿辅佐周天子，而派他的元子（长子）赴燕就封，是为第一代燕侯，召公在宗周附近的采邑为召。这一点上召公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姬姓，名旦，武王姬发的弟弟）情形颇为相似。周公旦被武王封在鲁，但他也留在京畿辅佐周天子，其采邑在周。由此可见《诗经》中“二南”跟周公和召公有很深的渊源。召公虽然贵为“三保”且功勋盖世，但他毕竟不是文王、武王嫡亲，所以在封国优越性上不及周公，其子就封之燕国在今北京的子燕故地，该地在当时以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文化为主，姬燕建国虽为其带来了文字等先进文化，但也使该地区早先发展起来的先燕文化因畿服重地地位的丧失而迅速衰落下来。《史记》中司马迁言“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有言（至春秋之季）“又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这都反映了燕国不仅早期国力弱小，文化落后，即使于春秋时期开始强大起来，诸侯国还是以其为落后部族。此外，子燕故地的游牧经济、资源条件以及召公并非亲治而是遣子就国等因素也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姬燕的后续发展，乃至使其最终落后于齐国。

总之，燕国至平王编诗时，无论从国力还是文化上都不具备典型的方国强邦的代表意义，因此燕国无“风诗”入选也属情理之中。

既然上文中提到了周公和召公的采邑周、召二地，下面就顺便说说“二南（《周南》、《召南》）”在《诗经》中的特殊地位。

（三）“二南”的特殊地位

孔子曾经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认为熟练地掌握《周南》、《召南》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不仅可以使人大大地增长见识、学识,同时也会大大提髙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生活能力。不仅孔子认为“二南”对人们成长和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更早的西周，诗开始被陆续收集用于教授后，“二南”的重要性就已经无可取代了。下面详加述说。

1.“二南”的广泛传播

在春秋时期,《诗经》巳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除以乐歌形式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外,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 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有学者作过统计，《左传》中《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 ;《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 ;“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標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麋》、《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召南》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范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2.“二南”的雅乐地位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诗经》中绝大部分“风”诗都没有上升到周王朝的雅乐层面,而“二南”却享受着雅乐的地位,在很多正式的礼仪场合中“二南”之乐都以雅乐身份出现。例如，《周礼》中记载：“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仪礼》中有，“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軍》、《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兼》。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

由此可见，《周南》、《召南》虽被编入"国风”之中,却被周人视为“正歌”,在诸多重大礼仪场合被演奏和演唱,这在风诗中是极为罕见的。

3.“二南”其特殊地位的原因是什么？

今本《诗经》诗歌创作的时代跨度从周代初期一直到春秋中期,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由于制定礼乐的需要,从周代初年开始,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王朝官员就开始创作诗歌,或从民间搜集诗歌,然后将它们制成乐曲,用于宗庙祭祀或其他重要仪式,而且这个制乐工程在后代也没有停止过。为了有效地保存这些诗歌的文本,周王朝的乐官们便将它们编成集子,并且代有增益。所以今本《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等各个部分原本都应当是独立存在的,而且也并非是一个时代所编辑成书的。

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和《豳风》出现的时代较早,因《豳风》是周人祖居地之诗,“二南”又与周公、召公有关,所以它们虽然是地域性诗歌,但却作为周王朝的雅乐而运用于各种重要的礼仪场合。

从文献记载来看,《周南》、《召南》和《豳风》在最初都是独立存在的,如《周礼·地官司徒》载:“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峻。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注曰:“《豳诗》:《豳风·七月》也。”又说:《豳雅》、《幽颂》,“亦《七月》也。”同是一首《七月》既可称为雅,又可称之为颂,是根据它所运用的场合而定。从它们的特殊用途来看,今本《诗经》中的《豳风》是独立存在的。

“二南”也是如此,《诗经·小雅·鼓钟》说:“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磐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郑玄笺曰:“雅,万舞也。万也、南也;龠也,三舞不僭,言进退之旅也。周乐尚武,故谓万舞为雅,雅,正也。龠舞,文乐也。”这里的“南”即“二南”之乐曲,它是与雅并列且独立存在的乐歌。

由此可见,《豳风》和“二南”中的诗歌并非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单纯反映某一个特定区域风土人情的“风诗”,它们原本就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一部分而存在的雅乐。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乐官将他们所收集的各诸侯国诗歌和原来所保存的诗歌全部汇集在一起而编定成集。尽管《豳风》和“二南”具有雅乐性质,但因为它们毕竟都是产生于某一特定地域的诗歌,因而被编入专门保存各诸侯国诗歌的风诗之中。

综上所述,“二南”具有雅诗地位,并不是它以风诗兼有雅诗的功能,而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具有雅乐的功能,是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的。

一不小心字数又超标了，为了大家的阅读感受，今天就先更这些吧，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