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我参加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文科写作单科的入学考试。
我是从1981年9月开始备考电大的。史工友、星工友上学之后，我也一直想找机会上学。在搬回相府胡同一个月之后，我偶然听说，保定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保定电大工作站，考生可以在保定就近考试，就近上学，便对它进行了进一步了解。
咨询得知，电大颁发的是国家承认的学历，与其它大学没有区别。就是教学方式与一般学校不同，它采取的是广播、电视的方式教学。虽然教学不能面对面，但师资却是全国一流的。因为各省的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属于同一个系统，各省所用的教材，接收的教学内容，都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提供，也就是说由中央电大聘请的全国最好的老师给所有上电大的人上课。另外各工作站还安排了辅导老师，负责具体的教学辅导。
考生报名时间大概是在12月份。对考生没有年龄、学历等限制，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已参加了工作的人报考。
当时河北电大开设的专业课程都有哪些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我决定选择文科。一是我喜欢，二是不考数学。虽然我是文革前的老初三，各门功课学得都很扎实，但参加工作之后就很少接触到数学了。而文科要考的三门课程语文、政治、史地我在平时的学习中还经常涉及。在内蒙兵团我当连队文书、报道员时，语文知识、政治常识及时事、历史知识，都经常用到。到工厂后的学习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弱的就是地理。找来复习资料一看，什么有关地球的知识啊，中国的地形、气候、河流、农业、工业、交通啊，各省的基本情况啊，世界各大洲的情况啊，有好多是自己不知道的。而其它学科的复习资料翻了一下，大多都有所了解，回答起来有“蒙”的余地。于是我决定先突击地理，把地理复习差不多了，再复习别的课程。
可报名的时候出现了情况，让我前期的复习基本做了无用功。
考生的报表名，要有单位盖章，另外还涉及到上课时间和学费报销，所以报名必须征得单位同意。我从工作站领了报名登记表后，赶紧回厂请示。
我找了我们厂的党支部韩书记，他说：“学习是好事，但你想学的那个文科专业跟咱们厂不对口，这样就不能支持了。你一定要报考，厂里也不拦你，但要先说清楚，一不给学习时间，二不给报销学费。”
不给报销学费可以自己掏，但不给安排学习时间，就很麻烦了。因为文科全科每周要上三整天的课，如果都请事假，那我的工资就得少拿一半，简直就没法生活了。
可能是电大已经考虑到了在职考生的这种情况，规定还可以报单科，这样就可以每周只上这一门课了。上课时间是短了，可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能拿毕业证，只能拿单科结业证。
我当然是想上全科了，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完整的大学梦。可厂里不给时间这个梦就做不成。上学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实在不想错过，于是决定报一门单科，也算进了一回大学的校门。
那时候人们对学历那个“本本”的重视程度还不太高，更看重真才实学。如果知道后来会进入“学历崇拜”时代，没准我会破釜沉舟，咬咬牙上了全科。
电大文科设置的课程中，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等，我觉得文科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能写好文章，就决定选择写作。写作课每周只有两次课，车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给我记事假，我就占个便宜，较真记事假我也认了，不就一个月少拿4天工资吗？
无奈地报了写作单科之后，我赶紧调整复习方向，不再复习地理、历史，而全力复习语文和政治，因为报考写作单科，只考这两门儿。
语文和政治的考试分别于3月6日、3月7日进行。虽然这两门功课我只复习了两三个月，但考得挺顺利，绝大多数题都会答。
后来，我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两门考了166分（具体哪门多少忘了），距离文科全科的录取线只差14分。我感觉如果考一下史地的话，我一定能拿下几十分的，因为我地理复习了近4个月，比我考的那两门复习时间的总和还要多。
机会是错过了，不过我对自己也有了信心，相信自己在竞争中不会落败。
知道自己远远地超过了单科录取分数线（好像是120分），我觉得录取不会有问题，就静等录取通知书了。
1982年4月27日，我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电焊安全技术培训班，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焊工培训。印象中脱产学习了7天。培训地点是工人文化宫（省工会没搬走前叫“教工之家”）。培训间隙，我曾去看乒乓球训练，有日记为证。
1982年5月3日
在课间休息时间，我信步走进了隔壁的游艺室。没想到只隔咫尺，这里却是你拼我搏的激烈场面。4张球台的8员虎将，个个身手不凡。这张球台上，你一个大板扣杀，我一个海底捞月；那张球台上，以扣对扣，球似流星；还有一位女将，连拉弧圈，弹不虚发……忽然一声上课铃响，我只好离开。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我又急匆匆进了游艺室，让我大失所望的是，里面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练球。有一个大人在陪练，还有一个中年人在指导。既来之，则安之，看一会儿吧。只见那孩子挥动球拍，旁若无人，两眼只紧紧盯住那小小的银球。他左推右挡，正扣反扣，技艺娴熟，俨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小将。
“动作不要太大！”“步伐要清楚！”旁边那个中年人严肃地喊着。那孩子应声改掉出现的差误。
上课铃又响了，我又急忙离去。边走边想：我们不能到需要人才时，再去寻找人才，而要在平时就扎扎实实地去培养，去造就。
我在座位上坐好，专心地听老师讲课。
因为上学要学“写作”，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练习。不妨抄录一则如下。
1982年5月9日，二塑
春夏之交，东风一阵又一阵地卷起地面的黄土，将它们轰起来，赶上去，吹散到空中，给天空抹上昏黄的颜色。
野地里匍匐着一片一片的打碗花。窄长的叶子上落满尘土，一朵一朵的小花像睁大的眼睛，盼望着滋润万物的雨水。
北方的春季总是这样干旱。这些娇嫩的小花就开在这干旱的土地上，用它那美丽的倩影装点着这荒乱的野地。它依靠自己有力的根系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他虽然从没有得到过什么人的浇灌栽培，却照样开花结籽。
它的蔓茎枝叶上虽粘满了尘土，可开出的花却那样娇艳，像少女的脸一样白皙中透着红晕。
春雨终于来了，洗净了万物，也洗净了它身上的尘埃。雨后的花朵更加娇艳。它头顶晶莹的雨珠，羞答答地歪着粉红的脸，如同少女沉浸在拥抱恋人的幸福之中。
那时候，我买了卜伽丘的《十日谈》，读后与其序言《幸福在人间》产生共鸣，觉得凡是以“美好未来”为诱饵，换取你现实付出的，都是骗子，于是写了一首读后感的小诗。
读《十日谈》
不要幻想未来，
不要相信天堂。
幸福就在人间，
幸福就在身旁。
快去寻觅吧，
快去争取吧，
放弃了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白白来到了世界上。
1982年6月16日于相府
1982年3月，我顺利通过电大文科写作单科入学考试之后，没有了复习的压力，一身轻松。而此时女儿在天津的姥姥家，我和妻子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了。吃过晚饭，我在看会儿书或写会儿东西之后，便会和妻子聊天，主要聊兵团的人和事儿，间或谈谈工作、生活。我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了，躺进被窝儿还要接着说，至少要说到夜里一两点，不少时候都能说到3点。说来也奇怪，第二天我们照常上班，也不觉得困。
晚上的这样聊天，对妻子来说，主要是享受回味过去生活的乐趣，对我来说则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充实《兵团生活回忆录》的素材，因为在电大入学考试结束之后，我就在做文学创作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自从我决定报考电大之后，就在思考有关调整人生方向的问题，认为自己应该在“写作”上有所作为。当时的日记有这方面记载。
1981年9月2日，于前进胡同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别人说的我都不愿相信，因为我发现骗子太多。我只想自己去探索。良辰美景，及时行乐，只是自己消耗自己的生命。一生艰辛，积攒钱财，更没什么意义。没有追求、理想，得过且过，只能混完一生。
我想既然来人世一番，就当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物质的财富，只能暂时起作用，而精神的东西才能保持长久。
日记中提到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就是指的“写作”，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在我的经历中，内蒙兵团的这段生活无疑是最精彩的，一想写作，我就会想到这段生活，会不自觉把这段生活作为写作首选，对妻子所提到所有兵团旧事都非常珍视，会及时记录，以备选用。
实际上从内蒙兵团回来之后，我就有了写作《兵团生活回忆录》的想法。为此，我汇集了所有兵团日记，补记了连队及个人的一些大事，并初拟了写作提纲。在拟定提纲的时候我发现，现有素材梗概多，细节少，便想补充这方面的内容。而我和妻子的夜谈就对此大有裨益，它能帮助我想起许多有意思的小事。
在拟定《兵团生活回忆录》的写作提纲时，我觉得应该首先确定作品的主旨，而这就涉及到了对兵团的评价，对自己这段兵团生活的评价。那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呢？我左思右想，不得要领。当时的日记记录下了这种矛盾心情。
1982年5月3日
每当我追忆兵团生活，心里就翻腾这样一个问题：我当初的行动错了吗？
我去兵团基本上是自愿的。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包含着害怕下乡的意思。细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是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虽然我至今还对毛主席非常崇敬，但那时的崇敬比现在要虔诚得多，不过比之现在也多了一些盲目性。那时认为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运动到山区、农村、边疆，这是毛主席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总之，这才是革命的、正统的，而不论借口何种理由留在城市，都是取巧、投机，是虚伪的，不光彩的。因此，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吗！
另外，对于保定文革两派无休无止的文斗、武斗都已厌烦，已开始怀疑两派的所作所为，可能都不是革命行动，产生了要逃避的想法。而且也觉得自己在这场运动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出路，比较起来，不如投身到保守边疆的斗争中去，更接近毛主席的要求，更有出路。
还有那时的幼稚，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种对理想境地的追求，一种对神秘原野的憧憬，一种对意中人的寻觅，一种对于使人为之激动，倍感亲切，充满温馨、温柔、温情的家庭生活的倾心。
那里的原野确实像梦一样的神奇，生活确实像火一样热烈，姑娘确实像花一样美丽。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留给我的只有眷眷的怀恋。
从理论的角度如何看待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它只是一场灾难？它为什么没有成功？
在完成兵团生活素材的汇总之后，我又开始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1982年5月10日，我写了第一篇学生生活回忆，回忆的是小学的梁同学。进入冬季，又开始写学前生活回忆，其中有两篇是有关故乡饶阳的。
1982年，我开始进行写作练习，一是将听到的传闻，改写成小小说，二是自己构思写一些小小说，大体写了几十篇，但基本都不满意。
不满意的地方很多，最突出的就是觉得自己刻画的人物形象不够生动，分析原因，主要是观察不够，脑子里就没有可供摹写的形象，便决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我在1982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要使人明白，先要自己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对很多事情进行探索，要“上下而求索”，这样才能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有灵魂。
譬如，要很好地表现当代青年，就要了解他们，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要做到这点，我有很好的条件，我自己就是青年，我的爱人是青年，我的很多同事、朋友也是青年。但光有这样的条件还不够，还要善于总结，善于观察，善于发现那些新鲜的、主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有时代感，真实可信。
虽同属青年，有着他们共同的一面，但绝不会都是一个模样，他们有各种类型。即使同一类型的人，也不会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因此，我在对青年观察时，不但要注意他们相同的这方面，也要注意不同的方面。
当然对其他人的观察也应该这样。
我在这方面的功力是很差的。虽然知道周围人的大致情况，却不了解他们的内心。因此，要多交朋友，诚心相待，使他们有话愿意跟自己讲。
要使自己笔下的人是活的，有灵魂的，就要使他们有思想，对问题有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自己首先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这就需要经常探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经过一阵愤世嫉俗之后，终于冷静下来。我们不能只留给后人无数的牢骚，我们有责任唤起民众，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自己的利益去斗争。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那就是“主题思想”问题。由于中小学的语文课，经常讲“主题思想”，做作文也强调一定要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便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一动笔就跳出“主题思想”。而且集多年提炼“主题思想”的经验，我知道所谓“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要有教育意义。一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我就不知道写什么好了，苦恼中我试图摆脱这个“主题思想”。为此我曾写下了如下日记。
1982年5月3日
难道我们写的东西都非得有什么深刻的教育意义吗？我一直为这个问题苦恼。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可这样想了为什么又提笔而无言呢？
我只想描述我所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事情，难道这是无益的吗？我想描写那些美好的东西，可生活中那些丑陋的东西又常常萦在我的笔端，让人摆脱不得，我该怎么办？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违心地去写，还是由着自己的性情真实地去写？当为了“名”的时候我想实行前者，当为了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却又想实行后者。是为了让人看才写呢，还是为了自己去写？是不是该这样认识呢——为了让后人真实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如实地记录下所听所见的一切。
（退休之后，终于可以不考虑名利，由着性子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为给自己看，为哄自己玩儿，再不考虑什么鬼“主题思想”。当然，要想让写的东西与网友见面，还须自我克制，删除敏感的内容，不然无法通过审核，即使当下通过了审核，也可能在再审时被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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