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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是我大舅的女儿，也是我们这一辈的长姐。她上学时成绩非常好，本来可以考高中，念大学。但家里长辈都劝她，女孩子，最适合留在家乡，做个护士、或者当老师，既稳定，还能照顾家人。最初，她是不愿意的。但大舅的意外去世，使她改变了想法。葬礼上，大舅妈瘫坐在墓碑前，哭成了泪人。大姐安慰道：“妈，我听您的，我学医，我要照顾家人！”
于是，大姐以历史最高分考入了我们那个东北五线城市的卫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做了一名护士。
那时，姥姥瘫痪在床。姥爷有脑血栓和糖尿病，行动不便，但他却坚决拒绝去医院治疗。长辈们不得不雇保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而给他们看病、打针、吃药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姐的肩上。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只要她有时间，就会前往姥爷家。她把高高的原木做的衣帽架移到床边，以便挂吊瓶。又把他们的药分别装在六个白色盒子中，盒子上用黑色画笔写上大大的“早”“中”“晚”字样。此外，她还嘱咐保姆要按时帮他们吃药，每天早晚用温水擦两遍身子、按摩四肢等等。因为担心保姆偷懒，我母亲便每天过去帮忙。而另外两个舅舅，一两周才去一次。
就这样，在大姐细致入微的照料下，姥姥和姥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暑。
姥姥走的那天，突然拉住大姐的手，说：“小梅啊（大姐的小名），别再管我了，我想你爸了，想去看看他。”说完，便合上双眼，再也没睁开过。
大姐坐在床边，泪如雨下，仿佛瞬间跌入了悲伤的深渊。姥爷在一旁哭红了双眼，道：“你怎么那么着急啊，怎么丢下我一个人。”他的声音颤抖，一口气没喘上来，一股白沫从嘴角溢出。
大姐急忙叫救护车。在前往医院途中，她竭尽全力地做心脏复苏术。抵达医院后，大姐跑上跑下，找来最权威的大夫来医治。与此同时，长辈们也到齐了，但面对紧张的局势，却都手足无措地站在抢救室外。大家注视着大姐跟医生们交流的画面，仿佛这一刻，她已成为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和引领者。终于，抢救成功，虽然还需住院观察，但危局已过。
这刻的大姐，在长辈们的眼中，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她成为了全家人的英雄。这无疑是她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从此以后，家族里哪个亲戚有个头疼脑热，也都去医院找她帮忙挂号。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些医生的号有多难挂，只是大家都贪恋这份特权。
一个月后，姥爷在医院里安祥地走了。通常，老人不在后，子女之间会逐渐疏远。但我们家却不是这样，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大姐，是她维系着上一辈人之间亲情纽带。逢年过节，大家也都会前往大舅家探望她们母女。
那时候，医院的管理尚不规范。她经常能从医院里带出来一些感冒发烧药、纱布、注射器之类的常备药品，给每家亲戚都分一些。偶尔谁家有个小毛病又不想去医院，只需告诉大姐一声，她便会上门帮忙处理。
有一次，小舅刚做完肠道手术，刀口在肚子上，需要换药，又嫌去医院太麻烦，便让大姐下班后过来。她也不推托，背着药箱，骑车半个小时到小舅家帮他换药。可能因为她那纯白色的护士服太显眼，有个邻居过来问：“你是哪家医院的？还能上门服务呢！”小舅见是熟人，便请进门招待喝茶。小舅介绍说，这是他大侄女，在医院上班。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感。邻居朝小舅竖起大拇指，说：“这闺女养得好啊！”说罢，又转向大姐，说：“孩子，你来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心肌炎，每天也要打吊瓶，他腿脚不利索，去诊所特别麻烦。你看能不能过去，帮他也扎个针？”
大姐看向小舅，小舅说：“看你说的，客气啥！以后你家老爷子打针吃药，我家闺女包了！”
邻居一拍大腿：“哎呀，那可太好了！大哥真是爽快人！谢了啊！”说罢，又向大姐说：“好闺女，不着急，你忙完了再过来就行哈，就在对门。”说罢便起身离去。
大姐抱怨他不该擅自承诺，可小舅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扇子，一边淡定地解释道：“他以前帮过咱们家。又没让你花钱，顺手做个人情罢了。”
就这样，姐姐逐渐“被迫”为越来越多的人服务，不仅限于亲戚和邻居，还有邻居的亲戚，亲戚的朋友。各种人情羁绊，使她无法推托。既然推不掉，就要认真负责。可她越负责，找她的人就越多。要么挂号，要么开药，还有人找她上门扎针换药。但很少有人给她报酬，因为大家似乎都觉得，那就是她顺手的事而已。
但没过几年，她就从医院辞职，去了她家附近的小诊所。诊所是私人经营的，所以管理比医院严格很多。
在家乡人的眼中，就算是做生意的大老板，也比不上每月两千块钱的公务员。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舍弃了如此稳定的铁饭碗，去给私人打工。而她给出的理由是，诊所离家近，方便照顾她那刚确诊乳腺癌的妈妈。
虽然依旧有些“老熟人”过来找她，但很快，她们都失望了。因为在诊所里，她无法“顺”出各种药品，也不能随便离岗去上门给人扎针。有人托她去医院里找一起工作过的熟人，她以同事关系不太好为由婉拒。渐渐地，寻求她帮忙的人越来越少。而随之减少的，还有亲戚之间的往来。除了我母亲，几乎没有人去探望过大舅妈。
一天，小舅来到诊所。前台问他想看什么病，他没理，直冲冲地往里走。输液室里，大姐在帮她妈妈输液，见小舅急匆匆进来，忙问什么事。小舅说：“也没啥大事，你舅妈发烧了，我来拿点退烧药。”大姐说：“我这里不比以前医院，得按流程来，您得先挂号，医生才能开药。”小舅有点不耐烦道：“我家楼下就有药店，我要是买药，还大老远地跑来找你干啥。”大姐说：“我现在真拿不了。”小舅歪头看了一眼在病床上昏睡的大舅妈，说：“你妈的药也是挂号开的？”大姐说：“是啊。”随手掏出单据给他看。小舅看也没看，撂下一句“行了，知道了。”便转身离开，从此再没来过。
我曾在春节时回去探望过。大姐已经消瘦得与往日的形象完全不同。而大舅妈，则是靠各种营养液勉强维持着生命。
大舅妈去世的那天，只有我母亲前去送别，其他人都以各种借口缺席了。大姐紧紧拉住我母亲，一边抽泣，一边哀嚎着：“老姑，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在深圳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大姐，解释了一堆工作太忙回不去之类的抱歉的话。大姐以平静的口吻回答道：“没事，你好好工作。你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了！羡慕你读大学，在大城市，去大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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