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校运行步入正轨，校长蒋介石的个人介入开始变得越发频繁。
他几乎每周都要对学生发表讲话，勉励他们“为主义、为革命，不怕牺牲”。
蒋介石还把清末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练兵的心得编印成书，分发给全校学员，让大家不要满足于只当排长、连长，要有做大事的志向。
当然，这些做法的另一层伏笔，是蒋介石最终洞察了“校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
他的身份不仅是“学生头儿”，还是党军总司令，党军又是整个革命政权的武力基石。
只要他攥紧黄埔军校，就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把党军和军校，变成了个人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去世。
同年8月，廖仲恺也意外遇刺。
国民党高层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真空。
蒋介石抓住时机，先是和汪精卫联手，赶走了资格更老的胡汉民；
接着他又以党军为依托，驱逐了粤军领袖许崇智。
两年前还在对孙中山耍小性子，抱怨自己不受重用的蒋介石，到1926年初，已经跻身只有9人的国民党中常会，影响力从军界“倒灌”进了政界。
正是在中常委任上，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将汪精卫也排挤出局，正式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实际领袖。
他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人，借口“整理党务”，逼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高层组织。
黄埔军校内部，也出现了学生团体的“左”“右”之争。
蒋介石并不是不重视军队政治工作。
1926年3月，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一度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从第四期开始，增设了新专业——政治科。
这显示，蒋介石对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是心中有数的。
但他本着争夺权力的观念，千方百计地限制和排斥共产党人，只会让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越来越空心化，越办越失去方向。
所幸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时，波折不断的国共合作仍然在持续。
以黄埔师生为基干的党军第一军，不仅作为主力直接参战；
许多出身黄埔的共产党人，还在北伐军其他队伍中担任党代表或者军事主官，身先士卒参与战斗。
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在这一时期声名远播的。
同情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还利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机会，在武汉开设了兼收男女的黄埔军校分校。
罗瑞卿、赵一曼等革命家就是从武汉分校毕业的。
然而，随着北伐临近胜利，国民党右派最终将屠刀挥向了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两天后，广州的黄埔军校本部也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人遇害。
这场清洗不仅彻底破坏了军校的政治教育制度，还导致北伐军的党代表制度就此消亡。
失去意识形态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再度回到了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状态。
蒋介石也走回了旧军阀的老路，开始依靠地域关系和出身背景维系军队的忠诚。
1927年底，黄埔军校在南京重新挂牌，学制也逐步延长到3年。
从军事教育水平看，这所学校是越来越“正规”了；
但它和当初的“黄埔精神”却渐行渐远。
黄埔军校的早期历史，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也走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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