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文官政治的确立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之后。 在中世纪欧洲， 由贵族和教会共同把持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中， 几乎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 15 世纪以前，英国的全部官员均为贵族与教士， 在十六世纪以前的法国、十七世纪以前的德国， 统治国家的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 亚洲的日本也大致相同， 直到1868 年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只有虚名， 实际统治者是各个封建领主——大名，其下属官吏主要是世袭性的武士。
与此不同， 中国的政治模式由于有科举制度作为支撑， 使得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化时间和程度都远远早于西方和日本。 而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 因此科举的创设是中国政治制度进步的重要表现， 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 其积极意义非常明显。
对于这一点， 很多学者都认同， 他们认为科举制的创立十分有利于文官政治的发展，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曾指出：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 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李弘祺先生认为， 到宋代， 科举制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 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政治因素对许多著名官僚的宦海生涯及其家庭命运有重要的影响。 考试制度基本上因此第一应当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过于其他别的制度”。
历史上有些事物是创制时轰轰烈烈， 不久后便消息匿迹， 迅速成为历史名词。有些事物却是如古语所说的“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巨”， 当其初出现时， 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在意， 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 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 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 科举就是属于此类“始简终巨” 的事物。 炀帝设立的进士新科目， 到唐代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取士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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