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节继续讲述自己在西北的自由之旅，途中还遇到了自己的美国妹妹来中国新疆出差，所以也一同从西安去往新疆游玩，一路上的风土人情，让何伟大开眼界的同时，也看明白了很多人文和体制逻辑，比如关于政府如何干预温度数据，以避免高温休假的掩耳盗铃行为，还有绿皮火车上那些经典的场景。
西北沿途
那个暑假，诸事进展顺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学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不算太难。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不经意中揭露的高级黑，哈哈）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呀，甚至不惜撒谎）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哎，总比被蒙在鼓里好呀，现在互联网时代至少信息透明度好了一些，巨大进步）
西安最炎热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热，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如此炎热难耐，那个暑假依然算得上诸事顺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国最西边的新疆从事一个暑期研究项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参观了多处历史遗迹。我总是给别人讲，她是在新疆帮助中国探寻石油，我则在四川志愿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令大家高兴不已，他们总会因此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受鼓舞，他让我们以中国人的价格进去参观，针对外国人的额外收费全免，因为我们是在为中国做好事。（好客的传统还是一直延续的，淳朴的西北人民哈）
安吉拉坐飞机前去从事她的研究项目了。一个星期后，学习结束，我也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时的旅程，列车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行，需要穿过甘肃和新疆两个省区。我一直很喜欢漫漫的火车之旅，以及广袤而空旷的沿途景象。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国的列车上，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一个等级。硬座是一场噩梦，因为挤满了农民和农民工；软卧太靠近另一个极端，需要跟领导干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国旅游者为伍。硬卧车厢说不上不好——每人一个铺位——票价也比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车上，跟老百姓说话很容易，大家闲聊着，喝喝茶，吃吃方便面。（这场景非常经典，可惜我至今还没体验过西北绿皮车）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一语中的呀，中国人民刚刚富起来，考虑的问题肯定不能同发达国家比，屁股决定脑袋嘛，先吃饱穿暖才行）
身处这样的紧张关系中，我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维吾尔人不喜欢说汉语，在旅游区，有人说的英语和日语比汉语还要流利。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整个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练应用汉语带来的便利。可突然之间，就因为我用了这种语言，让我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人。（内地人在香港讲普通话也可能会被区别对待，文化的差异和固化思维，很难改变，世界的常态吧，不光中国人如此）
除了语言，还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规则，使我跟维吾尔人的交流变得非常复杂。他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大不相同——维吾尔人感情外露，易怒；我发现，跟他们讨价还价十分不爽，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竟会因为发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西。到了新疆，我发现自己大受汉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欢跟四川人聊天，他们曾经成群结队地迁徙到了这里。在路上奔忙了一个暑假，再次听到他们那含混不清的语音语调真是太好了——比维吾尔人讲突厥语时的颤音听起来舒服多了。我意识到，我也已经带有了汉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狭隘心理：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和圣母，其实也没必要如此严格，宽容是给他人的，自己做好自己内心就OK）
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美国好像是两个时区，各有优劣吧，咱们国家喜欢大一统）
在新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粗犷风景。我在天山山脉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营了整整三天，一天后，我又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的沙漠盆地位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鲁番实在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这里的温度。（再次高级黑呀，哈哈）我待在那里的每一天，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二摄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华氏度，而天气预报都做了如实的报告。中午时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大家待在屋子里休息，以躲避最厉害的日照。（实事求是好很多嘛）
学校即将开学，火车上挤满了返回四川上学的大学生。卧铺票早就没有了，硬座车厢里也没有空座位了。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人还坐到了洗脸槽上。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真实写照，老外进中国春运火车站更加蒙圈）
没有座位的五十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维斯在过道上坚持了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着觉，随时有人走动，随时有人磕碰到我们。那一节车厢的列车员对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很烦，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她在第一晚就把车厢地板用拖把清扫了三次。为了腾地方，她的脏拖把拖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把行李包举过自己的头顶。她在八点、十点和十二点各拖了一次地。每个人都在抱怨，但谁也没有反抗。在中国，若你花钱请来为你服务的人有了坏脾气，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种种烦心事一样。（何伟也体验了一把中国式“没办法”）或者，你可以离开，我和维斯最后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换了一节车厢，那里的服务员看上去要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火车在沙漠中缓慢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只能站在过道上。（看来那会儿还没有外国人优待坐车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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