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忙于做题而无暇读书的学生不可能成大器，一个忙于考试而无暇读书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
70年前的中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能够用英语上高等数学课。今天，清华大学的学生阅读美国小学生的数学课本有语言障碍。无论英语还是汉语，今天的博士不如70年前的中学生。
真正的英语教学已经在中国失传了。70年前的教育，是先念书后读书的教育，是四两拨千斤的教育。中学生花200小时学英语，一年而能读林肯传，今天的教育是老师辛辛苦苦满头大汗替学生学习的教育，是千斤拨四两的教育，中学生花4000小时学英语，7年而不能读安徒生。
那时候的老师几乎没有人得咽炎，今天的老师几乎没有人不得咽炎。那时候培养人才的效率与犹太人相比都毫不逊色。西南联大几千人，留在大陆的有118人成为院士，去了台湾的成大器者并不比大陆少，去了美国的有世界级数学大家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一大批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年招生300多人，1919年创办，1952年结束，历时33年，前后共计9988位学生，产生了33位院士，91位学科奠基人。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感慨：“大学之谓，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今天的学生从6岁步入校门，到30岁博士毕业，一直都是考生，“华北之大，放不平一张书桌”。
一个忙于做题而无暇读书的学生不可能成大器，一个忙于考试而无暇读书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
文字、印刷、电脑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学习的革命。念书是修路，读书是走路。中国英语教育的失败在于，学生用读书的方法念书，用走路的方法修路，有些英语老师也不明白念书与读书的不同。全世界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而犹太人仅仅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三。每两个成年犹太人就有一个博士，美国的大学每三个教授就有一个犹太人。在欧洲，每四个医生就有一个犹太人。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犹太学生的比重曾经达到了43%。
犹太人的母语是希伯来语，在希伯来语中，“学习就是重复”。在犹太法典《塔木德》中有这样一句话：“念101遍肯定比100遍要好。”强调重复得价值。在《塔木德》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只要把一本书念100遍，你就有能力读懂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
犹太人的孩子在12岁的时候，人人都把相当于三国那么厚的《旧约全书》读了100遍。《旧约全书》不仅仅是圣经，更是一部文学名著。美国政府为青少年开列了100本必读书目，排在第一位的是《独立宣言》，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旧约全书》。
在中国把三国那么厚的一本书读100遍的人很少，我所知道的有三个人，一位是作家巴金，把《古文观止》读了100遍；另一位是作家矛盾，把《红楼梦》读了100遍；第三位是大数学家苏步青，童年放牛的时候把邻居家一部残缺不全的《三国》读了100遍。在中国凡是把一本书读100遍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成大器。犹太人人人把一本书读了100遍，因而人人都成大器。
犹太人的祖先在500年前就感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将此写进了经典《塔木德》。为什么把一本书读100遍，就能读懂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为什么把一本书读100遍的人，人人都能成大器？
念书，就是重复。 重复是人类语言的规律。
尽管英语单词数量巨大，百万之众。然而，1%的单词构成99%的文字，99%单词构成英语1%的文字。1000常用单词的重复，构成任何一份报纸、书刊、试卷、90%的文字；1000常用单词最重要，掌握这一千单词就掌握了英语90%的天下，这就是四两拨千斤。2000基础单词的重复构成任何一份报纸、书刊、试卷、95%的文字。
2000基础单词是铺路石，念书就是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用铺路石把羊肠小路铺成高速公路。
念书就是积累，念书就是重复，念书就是循环，念书就是铁杵磨成针的功夫，念书就是步入“会、熟、精、绝、化”的阶梯。
苏霍姆林斯基对念书与读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判断一个学生会不会学习，一是看他有没有达到200小时的朗读积累，二是看他有没有达到2000小时的阅读积累。200小时的朗读就是念书，2000小时的阅读就是读书。70年前的中学生把印度人的英语课本当《三字经》念，念了100遍，恰好是200小时的朗读积累，杨振宁、李政道等西南联大的学生刚到美国时，读200本英语小说，200本500页的书，恰好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2000小时的阅读积累，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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